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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批判，不是高居于众人之外、之上的“审判”，而是把自己也摆进去的，因此鲁
迅说，我无情地批判别人，更是无情地批判自己的。当然，由于思想的超前，或者
如鲁迅说的比别人更敏感，看得更透，精神界战士身居于大众之中，也会有一种孤
独感，寂寞感与绝望感。但首先这是一种建立在对国家、民族、大众、他人，以至
人类、世界、宇宙的“大关怀，大悲悯”基础上的“大孤独，大寂寞，大绝望”，
而绝不是对“一己的悲欢”的感伤的“咀嚼”，那只能显示自我精神之“小”。于
是，在感受着孤独、寂寞与绝望的同时，又怀疑于这样的孤独、寂寞与绝望，并努
力地“反抗绝望（孤独与寂寞）”，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对“同道者”的寻求，病
态的“孤芳自赏”正是鲁迅和一切真正的精神界战士所深恶痛绝的。因此，如许广
平所说，他们虽则“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予一种不退
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为可为，向前的
走去”（《两地书·五》），终日愁眉苦脸、呼天抢地的，是鲁迅批评的“零余者”，
而绝非精神界的战士。真正的精神界战士确实在尖锐地批判着、反省着国民性与知
识分子的弱点，但人们可以从中感受着一种对人的爱与宽厚之心，他们绝不以道德
与真理的“化身”自居，作苛刻的道德与政治的判决，在这方面，精神界战士可以
说是历史与现实中的“道学家”的天敌。以上所说，都是在划清界限。这不仅会有
助于识别真、假精神界战士，而且对我们自身也是一个警戒：任何追求都有一条
“线”，过了“线”就会走向反面。
再往下就要讲“我不能说什么”了。我一直以鲁迅的一段话提醒自己：“专门
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社会上崇敬名人，
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
崇敬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
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名人与名言》）。这些年写了点文章，知之者
多了起来，就经常接到电话或收到来信要求就专业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或写文章，
每回我都感到十分惶惑与紧张。我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在专业范围内——
鲁迅，周作人，以及现代文学，大概是可以发表点意见的，说起话来大体上是有把
握的，除此之外，就说不上什么了——老伴经常说我的“平均智商”在中下等水平
是有道理的。
当然，对专业之外的有些问题我也有兴趣，不免也会发表些意见，但大都是在
朋友之间私下胡说乱侃，上不了“台盘”，有时也会写成文章，那是作为一个普通
人谈谈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以专家的身份发言——本书中有不少文章就是这么写成
的。我也会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以增加发言权，但那也是要在取得了一定的
研究成果之后。前面已经坦白交代，我能做的事是“讲鲁迅（或者再加上现代文学）”
与“接着往下说”，这构成了作为教师与学者的钱理群的一种存在价值，同时也就
划定了一条线。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世纪之交，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无论
是社会问题，还是思想文化学术的问题，都越来越复杂，提出了许多前沿性的课题，
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了。面对先驱者们未曾遇到的许多新的问题，只是
“接着往下说”已经不够了，这是需要新的突破与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我的
“力不从心”就在于此。我这些年，一直把希望寄托于更年轻的一代的新的开创，
就是出于对自己（或许还有我们这一代的学者）的某种难于突破的局限的一种估计。
这种估计，对我来说，不会因此引出悲观与无所作为的结论：我还有许多要做、可
以做、而且别人（包括年轻一代）未必能做的事，这些事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也许
并非那么重要，那么迫切，却也还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在13年前，开始独立的
研究，发出自己的声音时，曾在《心灵的探寻》的“前言”里，对自我研究的追求
做过这样描述：“它既自尊，清楚自己的价值，又自重，绝不以否定或攀援别一种
研究道路来换取对自己的肯定。那种‘肯定’实际是对自己的辱没。它更公开宣布
自己的不足，因此也就为自己取得了一种开放的态势。人们不但可以从这样的研究
中得到启示，而且可以从其不足之处开始，进行新的更富有创造性的开拓。其研究
的生命力恰恰也在于此”。现在，在我回顾这些年风风雨雨中所走过的道路，并走
上人生与学术的最后历程之时，仍然坚持着这样的追求，要说的也还是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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