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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朱自清的一个“梦”：在文章开头写到妻子“迷迷糊
糊地哼着眠歌”，结尾回到家里，“妻已睡熟好久”；行文中又不断以“笼着轻纱
的梦”、“小睡”、“酣眠”、“渴睡人的眼”作比，整个“荷塘月色”的画面似
有烟雾弥漫，渺茫、隐约而朦胧，这都是在刻意营造一个“梦”的氛围与意境。正
是这“现实”世界与“梦”的世界的对立、纠缠，显示着作家灵魂挣扎的凄苦。两
个世界中，梦的世界在文章里是直接呈现的；现实世界只是“偶而露峥嵘”。而我
们的阅读、欣赏，却恰恰应抓住这偶尔的显露（暗示），并从这里切入——因此，
中学语文教材的“预习提示”，强调“阅读时，要重点抓住‘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等语句的深刻含义”，以此作为“理解文章的主旨”的
钥匙；应该说，这是抓住了“牛鼻”（要害）的。
但“预习提示”中引用朱自清《一封信》里的陈述，将朱自清的“不平静”仅
仅归之于“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黑暗”现实，却是不全面的。近年学术界在考察
这一时期朱自清的心路历程时，于《一封信》之外，又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写于1928
年2 月（写作《荷塘月色》七个月以后）的《那里走》一文。也许将《一封信》与
《那里走》合起来，就可以较全面地把握这一时期朱自清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与内心
反应。
朱自清前述对“属于自己的，自由的世界”的向往本身，即已说明了他在现代
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历史位置。而像他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在1927年国（民党）、共（产党）分裂后两大政治力量尖锐对立的形势下，就不能
不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之中——《一封信》与《那里走》所表露的正是这选择的困
惑。正像教材“预习提示”里所引述的，他“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
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他被“南方这一年的变
动”，即国、共分裂，蒋介石对共产党人与革命青年的血腥屠杀弄得目瞪口呆，觉
得所发生的这一切是“人的意想所赶不上的”（以上引文均引自《一封信》）。但
朱自清（以及与他同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如另外一些激进知识分子那样，
因此而走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以“以暴易暴”的武装斗争为中心的“社会革命”
与“政治革命”的道路。——面对这样一条道路，他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正像他
在《那里走》里所说、他和他的朋友明确地意识到，发现与重视“个人价值”的时
代已经结束，在社会政治革命中，“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与“理智的权
威”，而“党便是这种理智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
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照党的方式而生活，想出自心裁，是不行的”。由此而产生了
朱自清所说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一方面，他看到这是一种时代的、历史发展
趋向，“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必要的历程”，不仅势所必至，而且势不可挡；另一
方面，他却要固守知识分子的“自我”追求（即本文所说做想做的事、说想说的话，
不做不想做的事，不说不想说的话的“自由”），不愿“革自己的命”，即改变
（改造）自己，因而产生了被毁灭的恐惧：“那些人都是暴徒，他们毁掉了我们最
好的东西——文化。”这样，朱自清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反感于国民党的“反
革命”，又对共产党的“革命”心怀疑惧，就不能不陷入不知“那里走”的“惶惶
然”中——朱自清的“不平静”实源于此。作为无可选择中的选择，朱自清们“只
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
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这就是说，他们试图“躲到学术研究中”，既是“避
难”，又在与“政治”保持距离中维护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在某种意义上，“荷
塘月色”（宁静的大自然）的“梦”也正是朱自清们的精神避难所。
但对于五四启蒙精神所哺育的这一代人，完全脱离（超然于）时代是不可想象
的。正如朱自清自己在《荷塘月色》中所说，“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
爱独处”，尽管他们现在不无被动地选择了“冷静”、“独处”的学者生涯，但他
们仍不能摆脱处于时代中心的、“热闹”的“群居”生活的蛊惑。在《一封信》里
一开头他就表达了对于“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的生活的不安：“我想着我的
渺小，有些战栗起来；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这种“战栗”既包含了对放弃了
社会“责任”的负罪感，又来自过于狭窄的个人天地将导致生命的枯竭的危机感。
既神往于个人的自由世界，又为此感到不安与自谴，这内在矛盾构成了朱自清内心
“不平静”的另一个侧面；在《荷塘月色》里就外化为“荷塘月色”与“江南采莲
图”两幅图画，在“冷”与“热”、“静”与“动”的强烈对比、相互颠覆中，写
尽了这一代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中学语文课本将朱自清描写充满“人生味”、生命
活力的南方景色的《绿》与《荷塘月色》编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它们象征
着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两种人生境界，确实耐人寻味）。
不过我们在注意到朱自清这类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时，还必须看到，这是一批
与中国士大夫中庸主义传统有着深刻联系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们的内心矛盾及其
外在表现形态都不可能如鲁迅的“大爱”与“大憎”那样激烈与极端，同样具有
“平和”的特点：《荷塘月色》里的景色，总是“淡淡的”，“恰是到了好处”的：
“香”是“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清香“，”色“”仿佛在牛乳中洗过
一样“，”山“也是”远山“，而且”只有些大意“，如朱自清自己所说，写的不
是”酣眠“，而是”别有风味“的”小睡“。这里所显示的有节制的含蓄的美，不
仅与朱自清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庸主义“的世界观、人生哲学、思维与情感
方式相适应，而且也与”哀而不伤“的传统美学风格有着内在的和谐。
（选自《名作重读》，钱理群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7 月出版。）
谈“做梦”
——“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二
（摘自《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著者：钱理群书号：7806033521 出版
商：山东画报出版社话说周氏兄弟，其实是在探讨鲁迅、周作人等先驱者关注过的
思想命题，以及他们探索中国的矛盾、困惑与收获。在本世纪很难找到像他们兄弟
俩这样了解中国的国情、民心的知识分子，现在我们所处的困境，与他们当年有相
似处，又有新的问题，我们需要他们那样的胆识与远见。本书据钱理群在北大上课
的录音整理而成，集中了他20年来有关周氏兄弟研究的思考成果。由钱理群引领，
与周氏兄弟进行精神对话，实在是莫大的快事。汉林书城（。hanlin。）推荐）
那么，怎样看待这个梦的现象，这种梦究竟具有什么特点？由这个梦造成了一
种什么样的国民性？周作人在二三十年代已预感到，中国国民性出现了新问题。他
将其概括为“专制的狂信”。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深刻概念。它有两方面含义：一
方面是狂热的信念，或狂热的迷信。中国民族没有宗教，好像没有宗教的狂热，但
有另外一种形态的宗教狂热。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就是一种宗教的狂信：首先是迷信
主观精神和意志，并将其夸大到极端，提出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第二，迷信群众运动。这是毛泽东的发明，将亿万
群众煽动起来形成强大的运动。他说：“中国人多，议论多，热气大，干劲大，一
张白纸正好画又新又美的图画。”他强调多数人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迷信多数。
第三，迷信权力。将不受监督的权力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仿佛什么人间奇迹都能
创造。由此，引申出迷信青春，迷信无知等等。无论“大跃进”、人民公社，还是
“文革”，年青人都是打先锋的，毛泽东说：“卑贱者战胜高贵者，年青的战胜老
年的，无知的战胜有知的，小人物战胜大人物，这是规律。”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