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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浓的咖啡，现在倒不敢喝了，”吕芳抬起头来笑道，“怕晚上失眠。”
“那么加些牛奶跟糖好么？”吴振铎夹了两块糖放到吕芳的咖啡里，又替她倒上了牛奶，自己才斟了一杯，在吕芳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吕芳，讲讲你的故事来听吧！”吴振铎望着吕芳微笑道，“你信上什么也没有说。”
吕芳笑了一笑，低下头去，缓缓地在嚼着热咖啡。
“你要听什么？”
“什么都要听！这些年中国发生了这么多事！”
“那还了得！”吕芳呵呵笑了起来，“那样三天六夜也讲不完了！先说说你自己吧！你这位大医生，你的太太呢？”
“她是美国人，美国犹太人——我跟她已经分开了。”
“哦！是几时的事？”
“两年了，她也是弹钢琴的，还是你们朱丽亚的呢！不过，她的琴弹得没有你好。”
“你说说罢咧。”吕芳摇着头笑道。
“她弹萧邦，手重得很，”吴振铎皱起眉头，“而我对她说：‘萧邦让你敲坏啦！’”
说着吴振铎跟吕芳都笑了起来。
“你呢，吕芳？你先生呢？他是什么人？”
“巧得很，我先生也是个医生，外科医生，留英的。”
“哦？他也跟你一块儿出来了么？”
“他老早不在啰，死了快八年了。”
“吕芳，”吴振铎凝望着吕芳，“我们都走了好长一段路了。”
“我的路走得才远呢！”吕芳笑道，“兜了一大圈，大半个地球，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那天经过朱丽亚，一时好奇，走了进去，有人在练歌剧，唱茶花女，——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又回到了纽约未。”
“吕芳，这些年你到底在哪里？你的消息，我一点也不知道！”
吴振铎把那碟英国什锦饼干捧起来递给吕芳，吕芳拣了一块夹心巧克力的，蘸了一下杯里的咖啡，送到嘴里，慢慢咀嚼起来。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上海，我回去后，他们把我派到上海音乐学院去教书。当然，其间全中国都跑遍了，最远还到过东北去呢。”
“你大概桃李满天下了，”吴振铎笑道，“从前你还发过宏愿：要造就一千个学生。”
“一千个倒没有，”吕芳也笑了起来，“一两百总有了吧。当然，那是刚回去那几年的事，那时倒真是干劲十足，天天一早六点钟便爬起来骑脚踏车去教书去了。中国的学生实在可爱！上海冬天冷，教室没有暖气，那些学生戴了露手指的手套，也在拼命地练琴，早上一去，一个音乐学院都是琴声。我有一个最得意的学生，给派到莫斯科去参加比赛，得到柴可夫斯基奖第二名，跟美国的VanCliburn只有半分之差！我真感到骄傲，中国人的钢琴也弹得那么好——可惜那个学生在文革时让红卫兵把手给打断了。”
“是吗？”吴振铎微微皱了一下眉。
吕芳低下头去，啜了一口咖啡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吕芳，我要向你兴师问罪！”吴振铎拿起咖啡壶替吕芳添上热咖啡。
“为什么？”
“我要你偿还我两年宝贵的光阴来！你知道，你回国后，我等你的信，足足等了两年！到七百二十九天那天早上，我去开信箱，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奇迹出现。因为我发过誓：要是那天你的信再不来，我就要把你这个女人忘掉！”吴振铎说着自己先哈哈地笑了起来，“吕芳，其实我一直没有忘掉你，常常还想起你来的。你为什么一去音讯俱杳？你曾经答应过，回去马上来信的！”
吕芳一直望着吴振锋微笑着，隔了好一会儿说道：
“我一回到上海，公安局便派人来要我交代海外关系。他们问得很详细，而且什么都知道。我在纽约去看过国民党办的一个国画展，他们不知怎么也知道了，问我画展的门票多少钱。一共问了三次，我前后答错了，惹了许多麻烦，还用书面交代了半天。一进去，里面是另外一个世界，跟外面的关系，切断还来不及，还去自找麻烦？而且——”吕芳迟疑了一下。“我怕我写信给你，你也会跑了回去。”
“吕芳——”吴振铎手上的银咖啡杯搁到那张花梨木的咖啡桌上。
“振铎，我在里头，很少想到你，想到外面，”吕芳定定地注视着吴振铎，“回去后，等于是另外一生的开始。可是有一次，我却突然想起你来，六七年，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的时候，我们音乐学院首当其冲，被列为资本主义学阀大本营，给整得很厉害。教西洋音乐的先生们，尤其是留过学的，统统打成了黑帮，变成革命的对象。群众冲击，红卫兵冲到我家里，把我带回去的两百多张唱片砸得粉碎，几箱琴谱，我一夜都来不及烧。当然我们一个个都挨斗了，斗我的时候，要我向群众认罪。平常我并没有犯过政治错误，最大的错误就不该是个留美学生。我站到一只肥皂箱上，转了一圈，嘴里一直念着：‘我是洋奴。’‘我是洋奴。’真是装疯呀，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你来，心里暗自嘀咕：‘幸好吴振铎没有回来！’”
“咳，吕芳！”
“你不知道，我那时成了有名的‘洋奴’，个个都叫我‘吕洋奴’——”吕芳咯咯地笑了起来，“大概我确实有点洋派吧，喜欢穿几件外国带回去的衣服，而且还有洋习惯，爱喝咖啡，这也教我受了不少累！香港亲戚有时寄罐咖啡给我，有学生来看我，我便煮点咖啡招待他们——谁知道这却变成了我主要罪状之一：毒化学生思想，其实我的‘洋奴’罪名恐怕真还救了我一条命哩！‘洋奴’还不是‘反革命’，不必治死，在里头，想不出个好罪名来，是过不了关的——”
“真亏了你，吕芳——”吴振铎含糊地说道。
“我还算好，整个文革只挨过一鞭，”吕芳指了指左边肩膀笑道，“就打在这里。有一个时期，我们统统关进了学校里，隔离审查，吃饭睡觉都是集体行动，从宿舍到饭厅大约有两百米，每天吃饭，我们都是排队走去的，不过，要一直弯下身，九十度鞠躬，走到饭厅去，那些红卫兵在我们身后吆喝着，手里拿着长皮鞭，赶牛赶羊一般，哪个落了队，便是一鞭过去。有一次，我是在最后，腰实在弯痛了，便直起身来伸了一下，嗖地一声，左肩上便挨了一鞭，疼得我跳起来，回头一看，那个红卫兵，最多不过十五六岁，又瘦又小，头上的帽子大得盖到眉上，我们一个照面，两人同时都吃了一惊，我看见他一脸青白，嘴唇还在发抖。那些孩子大概给自己的暴行也震住了，我只不过挨过一鞭，我们院长却给斗得死去活来，趴在地上逼着啃草。好几位先生熬不住都自杀了，我们钢琴系一位女教授，留英的，是个老处女，红卫兵把她带回去的奶罩三角裤统统搜出来，拿到校园里去展览。那个老处女当夜开煤气自尽了，她穿上旗袍高跟鞋，涂得一脸胭脂口红，坐得端端正正死去的。红卫兵走了，工宣队又驻了进来，七折八腾，全国最好的一家音乐学院，就那样毁掉了——”吕芳耸了耸肩膀，苦笑了一下。
“真是的，”吴振铎喃喃应道，“你先生呢？”
“他本来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文革一来就给下放了，一直放到湖北黄冈一个乡下又乡下的地方，他最后一封信说，那里的蚊子，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他怎么死的，几时死的，我到现在还不清楚，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仍旧活着——”吕芳摇了摇头，“我跟他的感情其实并不很好，两人在一起，常吵架，但那几年，我却特别想念他，我一个人在上海完全孤立了起来，连找个人说话也找不到，偏偏那时却患上了失眠症，愈急愈累愈睡不着，上海八九点钟，大家都熄灯在家里躲了起来，一个几百万人的都市，简直像座死城。我躺在床上，睁大眼睛，望着窗外一片漆黑，真是感到长夜漫漫。永无天明一般——”
“你的失眠症怎么了？现在还吃药么？”吴振铎关切地问道。
“有时还吃安眠药。”
“安眠药不好，我来给你开一种镇静剂，不太影响健康的。”
“来到纽约后，我的失眠症倒减轻了许多。一个月最多有四五晚。你不知道我现在多么贪睡，没有事，便赖在床上，一直睡到下午两三点也不肯起来。”说着吕芳自己笑了起来，吴振铎起身执起银壶又替吕芳添上热咖啡，吕芳垂下头去，喝了两口，她把托杯子的银碟放回桌上，双手握着咖啡杯，一边取暖，一边出起神来，在朦胧柔和的暗金色灯光下，吴振铎突然怵目到吕芳那双手，手背手指，鱼鳞似的，隐隐地透着殷红的斑痕，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