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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步还没有走出卧室门口时便一跤跌倒在地上。
当时真把我吓坏了，匆忙把她扶到床上，找来平时熟悉的出租车送到中国评剧
院的关系医院北京人民医院，采取紧急措施，经诊断是“脑溢血”，住了约近一个
月。记得是住院后第三天，那个书记来看她，根本不问病情，也没有任何问候，只
对我说：“新凤霞的病只有住在人民医院是国家负担的公费医疗。假如你为她找院
外的任何医生和医院，一切医药费用都由你们自己负担，剧院概不负责。”这几句
话表达了组织上的“全部关怀”。当时医院还检查出凤霞的左肢偏瘫以及左膝盖
“半月板”损伤。“文革”初起时，北京文艺界在“文庙”大院里将京城文艺界的
权威人物所谓“牛鬼蛇神”集中跪了一大圈，造反派手拿棍、棒、皮带头猛打猛抽，
一些著名作家都被打得血肉模糊，遍身鳞伤。老舍先生就在被打得一身伤回家之后，
翌日早晨手拿毛主席“大作”离家出走到什刹海投水自尽身亡。可怜他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之后和我一样从“海外”匆匆回到“新中国”，一腔爱国赤诚，一心报
效祖国，写了多少热爱祖国、歌颂共产党。歌颂人民的作品，最终落得这样下场。
我不知道他下狠心赴水之前心里想的什么？这难道就是伟大领袖倡导和实施这场大
革命的意义和革命成果吗？
而凤霞的左膝“半月板”的受伤，就是当时中国评剧院的“革命小将”学习北
京文艺界在文庙“打全堂”的后果。凤霞告诉我，当时剧院里也在大院里跪了一圈，
一声“令下”，她身上挨了一重打，她本能地回头看了一眼，却是一个青年演员，
此人因为条件不好，平时不得重用，凤霞出于好心曾特别找他和自己合演了一出
“李三娘挑水”，要他扮演咬脐郎这个主要角色。他见凤霞看了自己，便把她拉出
来毒打，因此左膝盖受了重伤，导致永久的左膝伤残，终身无法恢复。
老舍先生故世是中国文艺界的一大悲剧、一大丑剧，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是永远
无法弥补的。我至今记得当年我从香港满腔喜悦回归新中国时的热情，认为从此以
后，我的祖国前途一片光明，旧中国绵延长久的血腥和耻辱都成为历史的陈迹，一
个光明璀璨的新中国在东方崛起，一个长年充满血腥和杀戮、迫害人民百姓的旧中
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在北京，在新中国的首都，我与老舍先生重新见面时都
有说不尽的喜悦之情。在回北京的许多人中我是一个迟到者。我早已熟识的周恩来
先生电报通知我、要我速来北京报到，我匆匆结束了还未结清的一部影片的扫尾工
作赶到北京时，终于还是迟到了一天。在北京下车，见到来接站的是电影局派来的
同志，我问其中原故，才知道我的工作已经安排：继续从事电影导演的职业。我表
示我的志愿还是做我原来的编剧，我虽然在香港做了两年导演，并拍了四部影片，
但电影导演的任务太过烦琐，早已使我厌倦，不愿再做了。和我谈话的电影局主管
人断然说：“新中国的电影导演是一项光荣庄严的任务，参加新中国工作的人都应
该服从组织的安排。”看来是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的。我这才开了窍，知道“服从
组织安排”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当时由于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的
崇敬，我也就老实听话，一切服从了。
到了电影局，头一个接受的任务是描写一个纺织厂的纺织女工的故事片《红旗
歌》，由于我没有一点纺织厂的生活基础，几乎拍了近一年，结果当然极不理想，
是一个十足的失败作品；当时既无拍摄的价值，拍后亦无保留的价值。往事不堪回
首，不说它了。此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没有接受新的任务，同事之间，工作也都比
较清闲。当时北京轰传出了一位年轻的评剧演员新凤霞，以新编的《刘巧儿》一剧
轰动京华，剧中“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北京大街上商店里每天都在播放这
个唱段，过路人、拉洋车的几乎没人不唱。我住在西单舍饭寺电影局的宿舍里，一
些天天见面的同事由于知道我是从小生长在这里的“老北京”，很多人常要我带着
他们逛逛老北京的热闹地方，在这之前我已同大家一起去过久负盛名的天桥，看到
过杂技演员“飞飞飞”，说相声的赵蔼如。这时有人提出了，来自天桥的评剧演员
新凤霞，那时她已从天桥进人南城的中和戏院，上演剧目是《小女婿》。有人替我
了解了一下，她的戏票很难买到，我便打电话找到一个我当年的中学同学盛强，他
正在大众戏院当经理，就托他为我买了中和戏院当中一排座位，共十几张票，我请
了电影局的全部编导同志，包括上海来到北京开会的老朋友夏衍先生。看完戏大家
同声说好，我同大家一起回到西单舍饭寺电影局了，很久以后凤霞还记得，说等我
到后台去看她，但我却怕打搅她休息而没有去。
回想当年，我第一次见到凤霞是在北京市文化局召集的一个会议上，去了北京
文艺界很多人，那时我常常见到从美国回来的相识已久的老舍先生，他是非常热心
促成我俩婚姻的，我至今非常感念着他。那次开会谈些什么我现在已记不得了，但
对于老舍先生热心介绍撮合则终生不忘。我至今记得在开会休息时，老舍拉我去另
一间屋里看凤霞，她坐在一个沙发里要站起来，我不要她起来，蹲下去和说话，说
了几句，只告诉她我的住址和电话，又要开会了，便匆匆走开，但已感到正如老舍
所说她是非常真诚可亲近的。那时我因从香港回来不久，单身一人，寄住在东城栖
风楼一所西式的大院里，同住的有老朋友戴浩、音乐家盛家伦、好友黄苗子郁民夫
妇，另一音乐家邬析零夫妇，楼下有一组六间的大房间，原来空着，我介绍给好友
原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和夫人邓季惺的新民报办事处了。我就住在其中一间房里，
我自己又租下了一排六间西平房，因为有一棵很大的榆树，夏天树阻如盖，所以不
受阳光西晒。但由于较长时间都空着，只由邓季惺代我买了一些家具空摆在那里，
朋友马彦祥与京剧女演员云燕铭结婚后借用去了。
1951年，北京创办了一个属于文艺性质的杂志《新观察》，主编是两位女将，
我的两个大姐郁风和戈扬。刚创办不久，就叫我给她们写一篇采访新凤霞的文章。
那时凤霞声名鹊起，北京的广大观众无不为这位青年演员倾倒，亦可能是她们听说
了老舍对我和凤霞的关怀所想出的选稿的设计吧。我很高兴地接了任务，但我应当
采取什么方式对她进行采访呢？我想到去后台不合适，去她家里也不好。依照我的
习惯，我决定请她吃饭，但也不能冒冒失失去请，我就又想到曾经给我买过一整排
戏票的老同学、大众剧场经理盛强，地方订在大栅栏附近一个著名的饭馆泰丰楼楼
上的单房间。凤霞比我迟到，她一来就说她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过饭馆，是她的包车
夫老伺送她来的，盛强为我解释了为什么选在这里对她进行采访的原因，她高兴地
接受采访，回答了提出的一些问题。现在看来，我写得很拘谨，不敢放开，那是我
当时有所顾虑，没有认识到她已达到的成就和超人水平的缘故。那篇小文的日期是
1951年6月。题目是《新凤霞与新评剧》，是我作为记者头一次对凤霞的采访。
由于新从香港回来，新凤霞又是轰动京城的评戏明星、非常吸引人注目的青年
演员，我对和她交往是十分谨慎的。虽然老舍先生对我多次介绍我们两人是十分理
想的一对，但我仍是保持着应有的礼貌。老舍教我常去看看她，她自己也表示希望
我到后台去看她，我还是没有主动地看完戏到后台。直到她有一次忽然打电话来，
急急地说有事求我帮忙，我才骑车首次到她的住所。那时她住在前门外虎坊桥大街
上，一所大房子的外院，是京剧世家迟姓的房产，陪她同住
＼的是她称为二姨的善良中年妇女。看来她起床不久，身上还穿着粉红色的睡
衣。但屋里几个花瓶都插满了鲜花。我是骑我一辆英国罕波牌自行车去她家的，这
辆车是我离开香港前买的，是一辆小跑车，轻便、漂亮，可能是北京城唯一的一辆，
因为我在北京街头上常遇同路的骑车人，在我身后跟一阵，然后快骑几步又回头来
看一阵，再后放慢速度和我并行，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