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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泽先生二三事：
“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就。”这大约就是蔡泽的道理，也是道家的道理。商鞅、吴起、文种、白起，都是因为作不到这一点而死的。而范蠡、曾国藩之徒，则激流勇退，侥幸避开了祸。范雎，则醒悟的偏晚，也还是掉了脑袋。
蔡泽，可谓明晰天下形式，善于把握机会，一言而折服范雎，勇夺大秦国相位。范雎推荐他见秦昭王，俩人一席长谈，秦昭王大悦之，拜为客卿，不久提拔为相国。这在秦国历史上，是提拔速度最快的。从前的张仪、商鞅、范雎等布衣相国，都是经过了若干年的考察立功之后，才逐步提升为执政相国的。蔡泽提拔得这么快，跟秦昭王晚年一贯行事急躁，有关系的。
（顺便澄清一句，一般人都以为，在先秦时代，想当官特容易，会摇舌乱说，说对了，一下子就得到高官厚爵。其实这是错误的。在春秋时代，官场都是贵族世家霸占着，布衣根本没戏。孔子那么能说，也没说成什么官做。在战国时代，士人确实可以凭着自荐而当官。当不管自荐面试时多么能说，起步给的官都不大，不过是顾问一类的职务。张仪、商鞅、范雎这些典型的靠“说”而当上官的人，都是从小官和虚衔的客卿起步，后来不断立功，给秦国争城夺地，积累功劳，才逐渐位至封君将相的。在战国历史上，全靠说，一席话就能当上相国这样的大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蔡泽）。
但事实证明，过于草率地急速提拔蔡泽，对蔡泽本人和对秦国都是不利的。秦国是个“计功授官”的国家（以前不管张仪商鞅范雎，都是经过若干年的考查立功积功之后，才逐步提升为相国的），蔡泽无功受禄，舆论不服。于是蔡泽根本调动不了自己的属员和朝内大臣，大臣们纷纷运动，想把他捣下去。蔡泽成了瘸脚的鸭子，只好在数月以后，主动辞交了相印。
后来，蔡泽逗留在秦国，伺机建点儿功业。到了秦始皇时期，他终于出使燕国，吓唬燕国人一番，把燕太子丹调到了秦国来作人质，算是为秦国谋得了燕国这个盟国，有助于执行了远交近攻的路线。大约蔡泽因为这些“功劳”，总不至于继续饿着肚子、丢了釜，作流亡无产者了。他因功被封为了“纲成君”。
名列封君，也是封侯了。
不管怎么样，范雎、蔡泽，两个出身低微的布衣，刚出道时饱受困苦磨难，却终能怀金结紫，揖让人主之前，名动诸侯海内，颇有一番造就，岂不伟哉。按司马迁所说，这也是受了当初困厄的福，被困厄所激励啊。这是值得我们当代每一个落魄小青年来学习的。
而秦国这种“走马灯”式地更换相国人选，又是一种政治清明的进步表现，跟现代社会上的内阁总理更换制，颇有形似，它是“职业官僚政治”的特点和优点。这种机制，保证了秦国的胜利。而六国则是贵族大爷们世世代代垄断朝廷，暮气沉沉，积重难返。秦国日益富强，不亦宜乎。
岁月苍茫一片，奔涌滚滚。当成败荣辱和功臣头颅，都为时间的长风吹去，一万年后的我们，大约得到的就是这些教益吧。
范雎与秦昭王的友谊，是弥久而且深长的。俩人当初见面时，一见如故，曾经共同把许多个不眠的夜晚坐穿，苦心策划着对付魏冉的“太后党”势力，终于帮助秦昭王摆脱了“窗边族”的悲哀地位。范雎是继商鞅之后，为秦国屏除贵族势力干扰，深化法家改革的又一人，功莫大焉。但是，范雎个人气量狭小，在白起事件、郑安平、王稽事件上立场选择不当，颇多牵连，终于贻害了一世的英名，亦是白璧之瑕。他对郑安平、王稽，荐人不当，为秦国带来较大损失。秦昭王迫于舆论压力和法令的公平完整，最终把范雎正法，大约也与挥泪斩马谡相似。
秦昭王晚年久围邯郸不下，而白起又消极怠工，郑安平、王稽变节投敌，终于使老秦不能得志于邯郸，以至于遗丧了一气吞并六国的战略优势，六国的统一被再次推延三十年。这里秦昭王的颓丧和恼怒，是可想而知的。于是，白起和范雎这两个责任人，终于都没得好下场。我想，秦昭王在举起屠刀，杀白起、范雎之时，一定万念俱焚，心潮澎湃，好比一个破了产的奶牛公司老板，气急败坏之下，屠杀了自己所有的老奶牛。
秦昭王是个伟大的君主，中国的统一，三分之二都靠他。他在位五十六年，把南边的楚、东边的齐，北边的赵这三个强国，给彻底打残废了，使得后来秦始皇的统一易如反掌。事实上，如果邯郸大战胜利的话，秦昭王就有可能一举灭赵，继而一统华夏。
秦昭王最终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晚年又患了急躁症。
秦昭王是个法家人物，商鞅不折不扣的信徒。他极力维护法令的尊严，好比鸟儿保护着自己的蛋。他“挥泪”斩范雎的事，就是一个例子。
《韩非子》中还记载了一个例子。有一次，秦昭王闹病了，人民群众都很惦记他，有一个区（叫做“里”）的居民就杀牛给神仙看，为秦昭王祈祷。
群臣入贺说：“大王，恭喜您啊，百姓都很爱您啊，某某小区的居民为您杀牛祷告呢！”秦昭王说：“这帮人犯法了！牛只有腊月祭祀的时候才能杀，这是法令规定的。现在不是时候，杀什么牛！他们是很爱寡人不假，但是寡人因此就修改法律，以徇私于他们，那就是‘法不立’（意思是有法但不按照法律写的办）。有法不依，是乱亡之道啊。”于是，按照法令，秦昭王把“里正”（相当于居委会主任）罚了两副铠甲。秦国不但法令严密，而且也执行有力、一丝不苟啊。
秦昭王很早就开始严格地实践着我们现在才刚刚提出的所谓政府应该“依法行政”的概念。
还有一次，秦国爆发大饥荒。这个饥荒实在闹得很厉害，以至于范雎连这样的主意都想出来了：“我们的国家动植物园（五苑）里，蔬菜、橡子、枣栗，足以救活民众，请开放五苑，任凭老百姓来采吧。”
但是秦昭王摇摇头说：“我们秦国以法家治国，我们有一条基本法令是，无功不赏。今天散发五苑蔬果，是无功与有功俱赏，这是乱法之道啊。法乱了，国家也就亡了。我们宁可想别的办法。”
范雎嘿然而退。这个事件说明范雎对秦国的法家国策不甚了了，对秦昭王的思想没有充分把握，君臣之间在国策上互相着差距和隔膜。
秦昭王的话，再次强调了法家政府“依法行政”的概念。而范雎则带有一定的儒家仁政的观点。但是法家认为，“仁”，导致该惩罚的不惩罚，不该奖赏的也奖赏，于是——“仁是乱法”。
秦昭王刻苦实践着先贤商鞅的以法治吏、以法治民的原则，以一丝不苟、毫不出入的法治而不是人治来管理国家，同时，他还遵循法家先贤的思想，实行着“功不覆过”的原则。也就是说，作为国家领导人，如果以前立过功，但是现在犯罪了，照样依法处置，根本不能将功抵罪。
这就是为什么白起从前立了那么大功，但最后在邯郸大战中表现消极，秦昭王就依律处死了他。如果按将功抵罪的话，白起应当是可以免死的。但是秦国不搞这种政策。同样，范雎也为秦国立有翻天覆地的大功，最后因推荐郑安平、王稽失误而被杀。功不覆过！
在秦国，做官不容易啊。你想稀里糊涂，鬼混就能待在官老爷的位子上，休想！
在秦昭王晚年，六国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特别是邯郸大战以后，秦人暂时锋芒顿挫，魏、楚、韩趁机收复了一些失地。接着，战神白起、名相范雎相继被诛死，秦国自毁干城。但是，赵国没有充分利用这次反攻良机，而是很快卷入一场与北方国家的大规模内讧：燕赵两国之间爆发了鄗、代两次大战，动员兵力总和达七十万以上。
燕赵都是地处河北省的国家，燕王喜是燕昭王的重孙，经常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新思想武装起自己的猪头。长平之战后不久，他的国际观察员“栗腹”从赵国跑回来了，说：“我奉大王您的命令，带着五百斤黄金慰问了刚刚脱离战争恐怖威胁的邯郸。呦，那里可真是一个人道主义危机重灾区啊。赵国的壮者都在长平死光光了，余下的孤儿还都是半熟少年，这正好适合我们去殴打它耶！”
一句话触动了燕王喜的扩张野心。他立刻把从前大将乐毅的儿子乐间叫来，分析南下攻赵的可行性。不料乐间是个右派，说：“赵国是四战之国（赵国地处平坦的河北平原），为了防御四方侵逼，所以赵卒练得了很强的单兵作战能力，我们打不过的。”
燕王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