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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只不过颜色是病态的黄色而不是棕色的，我尝了一块，我敢发誓吃起来像鱼的味道。
我问科里：“这些究竟是些什么玩意？”
他告诉我：“是用鱼油煎的薄饼。”
“我要晕倒了！”我说着就一把将盘子推到他的跟前。
科里津津有味地把它们全吃完了，还说：“看起来你得适应这里的食物。”
在喝咖啡的时候，我问他：“今天有什么节目？”
“今天可是个外出游玩的好天气，我们出去散一会儿步，我会把活动内容告诉你。”
我明白他不想在房间里谈正经事，怕房里装有窃听器。
我们出了酒店，天色还早，太阳刚出来。我们拐进了一条小街，这里才使我突然觉得是到了东京：矮小而又摇摇欲坠的房子，小型楼房挤在一块一眼望不到尽头，到处都可以见到的垃圾堆成一堵墙似的。
街上的行人很少，一个男子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我们身边擦过去，他的黑和服在他身后飘扬着，两个穿着卡其衣服，戴着大口罩的瘦高个的男人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吓了我一跳，等那两人走进另一条小街后，科里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的天，那些口罩真令人心惊胆颤。”我解嘲道。
“慢慢你就会习惯的。”科里对我说，“现在你要仔细听我说，我希望你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免得会出差错。”
我们沿着灰绿色的垃圾墙走，科里告诉我他准备偷运价值200万美元的日元出境，而日本政府有严厉的法律监控日本货币出口。
“如果我被抓住的话，我就得进监狱，”科里说，“除非文郎肯承担部分责任，或者文郎愿意和我一起去坐牢。”
“那我呢？”我问他，“如果你被抓住，难道我还能逃脱？”
“你是个著名的作家，”科里说，“日本人非常尊重文化，他们仅是把你驱逐出境，你只要守口如瓶就行了。”
“这么说，我来这里就只是痛快地玩耍啦？”我知道他诡计多端，我要让他知道我明白他的手法。
这时我忽然又想到另一件事：“我们又有什么办法通过美国的海关呢？”
“我们不必通过美国海关，”科里回答我，“我们把钱带到香港就行了。那里是个自由港，只有持香港护照的人才需要过香港海关。”
“上帝，现在你又告诉我要到香港去，到了那里还要去哪儿？去西藏？”
“严肃一点吧，”科里说，“别紧张，一年前我带着小量的货币已经试验过一次。”
“给我弄一支枪来，我可是有妻子和三个孩子的，你这个笨蛋，让我有还击的机会总比坐以待毙好。”我是笑着说这番话的，也只好这样了，科里已经把我给紧紧套住。
科里居然听不出来我是在开玩笑，很认真地说：“你不能带枪，日本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有电子安全装置检查人身和手提行李，大部分航班还检查旅客的托运行李。”他停顿了一会儿才继续往下说：“唯一不用X光检查旅客托运行李的航空公司就只有国泰。如果我出了差错，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我无法想象一个人身带200万美元在香港该怎么办才好，那可是要冒随时都有可能遇害的危险的。”我对他说。
“别担心，”科里宽慰我，“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我们一定能够顺利过关。”
我虽然在笑着点头，其实心里虚得很，又问他：“如果万一真的出了事，那么我在香港干什么？”
科里说：“去二叶银行要求见副行长，他将会收下钱并且把它兑换成港币，还会给你开张收据并要你付出大约两万元的手续费，然后他又再把港币兑换成美元并要求你再付五万元的手续费，接下来银行就将美元汇到瑞士，并且再给你一张收据。过一个星期之后，桑那都大酒店就会收到瑞士银行寄出的从那200万美元中扣除了香港银行的手续费后剩下的钱的汇单。情况就这么简单。”
在我们往酒店走的回程中，我默默地考虑了一阵子，最后又忍不住重复那个老问题：“你究竟为什么需要我来？”
“别再问我问题了，好不好？就按我说的办。”科里说，“你欠我的人情，对吗？”
“对。”我说。既然已经说到这一步，此后我就再也不提任何问题了。
我们回到酒店，科里打了几个电话，都是用日语交谈的，然后他对我说他准备出去，并吩咐我道：“我大约在下午五点左右回来，但也许会更晚一些，你就在这房间里等我，要是我今晚回不来，你明天一早就自己坐飞机回家，好吗？”
“好的。”我也只能悉听尊命了。
我设法迫使自己在房里看了一会儿书，后来好像听见厅里有声音，于是又把书拿到厅里去看。我叫人把午饭送到套间里来，吃完饭后，往纽约打了个长途电话。只几分钟就接通了，这一速度倒让我吃了一惊，我原以为至少要花半个小时才能接通的。
维丽马上就拿起了话筒。从她的声音里我听得出来她很开心接到我打去的电话。
“神秘的东方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她问我，“你玩得痛快吗？到过艺妓馆没有？”
“还没有，到目前为止，我所见到的仅仅是东京早晨的垃圾，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都在等候科里，他出外办事去了，不过这趟出来至少我在飞机上和他玩游戏赌博时赢了他6000美元。”
“好极了，”维丽说，“你可以给我和孩子们买那些美丽的和服了。哦，顺便提一句，昨天有个人自称是你的朋友，从拉斯维加斯打电话给你，他说他在那里等着你，我告诉他你去了东京。”
我的心简直停跳了一会儿，然后我用漫不经心的声音问她：“他说了他的名字了吗？”
“没有。别忘了买礼物！”
“忘不了。”我答应她。
整个下午的时间我都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的，我还打了个电话给航空公司预定了第二天回美国的机票。我突然有种不敢肯定科里能否回来的感觉，马上走到他的房间去查看，那只巨大的有铜条加固的皮箱不见了！
科里回来时天已经黑了，他擦着双手，兴奋得很，对我说：“什么都办妥了，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今晚我们痛快地玩一玩，明天就能把剩下的事办完，后天我们就去香港。”
“我打过电话给妻子，”我告诉他，“我们在电话里谈得很开心。她告诉我有人从维加斯打电话到我家，问她我在哪里，她说我在东京。”
听了这些话他冷静了下来，沉思良久，然后耸耸肩，说：“电话一定是郭鲁尼伏特打的，他只是想证实一下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他是维加斯唯一有你家电话号码的人。”
“办这么一件事，难道你连郭鲁尼伏特也不信任了？”我问科里。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过界了。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科里说，“他这么些年来待我情同父子，是他造就了我。见鬼，我对他的信任超过任何人，甚至你！”
“当我没说，”我答道，“那么你为什么没有把我们的行期告诉他？又为什么骗他说我们到洛杉矶买古董？”
“因为这就是他教我的办事情应有的方法，他常常教我千万别对一个人说一些此人不必知道的事，现在他即使发觉了我们的秘密，也会为我感到骄傲的，因为我这是在用正确的方法办事。”科里心平气和地对我说。他接着又催我：“快点穿好衣服，今晚我要让你尽兴地玩，享尽人间的乐趣。”不知怎么的，他的话使我想起了埃里·汉姆希。
和所有看过有关东方的电影的人一样，我渴望能有机会在艺妓馆里一度良宵：享受才色俱佳的女人的服务。听到科里说今晚我们将去消受艺妓的接待时，我心中想象的艺妓馆就是我在电影上见到过的那种坐落在街头角落里的修缮得异常华丽的房子，所以当我们那辆配有司机的小汽车停在东京一条主要街道的那家挂有天篷的小餐馆门前时，我简直傻了眼：它看起来和曼哈顿下部的唐人街上的色情场所差不多！主人领我们穿过拥挤的餐馆，到了一个通往单间的餐厅。
房屋是豪华的日式装饰，悬挂着色彩斑斓的灯笼，中间摆放着一张只有一尺高的长方形餐桌，上面放有一些五颜六色的盘子，小巧玲珑的酒杯，象牙筷子等。餐桌前坐着四个穿和服的日本男子，文郎先生是其中之一。他和科里握手，其余的人对科里鞠躬，科里给他们逐一介绍我。我在维加斯曾经见过文郎赌博，但没有正式见面认识。
七位艺妓踩着碎步一溜小跑进来，她们都身穿厚厚的织锦的和服，上面绣有鲜艳的花朵，个个脸上都浓妆艳抹，进来后就分别坐在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