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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能贪得无厌，所以每个月我只拿出十个指标给出钱的人，其余那十个以上的是官方名单的人。开初，我订的价格是每名100美元，因为一个月有1000美元的额外收入对于我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没想到客户们总是自动加码，过不了多久，我的开价也就涨到了300美元一位。后来，有个穷得叮当响的青年来找我，知道这位要养家糊口的人在应征入伍前怎么都不可能从官方名单上轮得到参加预备役部队，我感到内疚，终日不得安宁，最后决定完全不管什么官方名单，除了十个指标给行贿者以外，其余的统统免费赠与求助于我的幸运儿们。一句话，我越来越肆无忌惮地玩弄权术，这种混账事我以前一直都不愿意干，然而干开了以后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在单位里交了大量的朋友，日后他们为我开脱罪名帮了大忙。我还订下了这样一条规矩：凡是艺术家、作家和初出茅庐的导演免费加入我们的预备役部队。这也算是对我不再写作，甚至没有了写作的冲动而感到内疚所交的一点点杂税吧，更何况我堆积罪恶的速度和我堆积金钱的速度完全成正比，我的确应该用传统的美国方式，即通过做好事来给自己赎罪，以求得心灵上的解脱。
弗兰克知道后又大喊大叫了一番，一个劲地骂我缺乏做生意的本能，品行太仁慈，应该学会厉害些，否则人人都会利用我的仁慈。其实他错了，我并不像他和其他人所想的那么好。
实际上我是应用了起码的智力朝前看，知道这种赚钱的把戏迟早要露馅，特别是它牵涉的人实在大多了——数以百计的和我工作相同的民政人员都在受贿，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在交纳一定数量的“入伍费用”后应征参加预备役部队，这简直形成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异化现象：人们在绞尽脑汁找门路并出钱买当兵的机会，目的又是为了不当兵！
一天，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带着儿子走进了办公室，这是一名富商，儿子是个开业不久的律师。他们带来了一捆政客们写的介绍信，和正规军的少校谈了一会儿就离去了，晚上开会时又来拜会预备役部队的上校。军官们对他俩彬彬有礼，交谈后叫他们找我商谈有关预备役指标的问题。这父子俩来到我的办公桌前，把名字登记在官方的等候名册上，父亲的名字是希勒，儿子叫杰拉米。
希勒先生从事汽车生意，还经营名牌卡迪拉克。我让他儿子填了通常的问题答卷后和他们聊了一会儿。
他儿子的话很少，显得很窘。希勒先生问我：“按名单排，他得等多久？”
我靠在椅背上用通常的答案回复道：“六个月。”
“在等到之前他就会被征入现役部队了，”希勒先生看着我忧虑地说，“如果你能想办法帮帮他，我将感激不尽。”
我用套话应付他：“我只不过是个小职员，唯一能帮你忙的人是已经和你谈过话的那些当官的，或许你应该和你认识的国会议员谈谈。”
他仔细地瞧了我半天之后，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如果你要买辆车，尽管来找我，我会按成本价卖给你的。”
我看了看他的名片，笑着说：“当我买得起卡迪拉克的时候，我就不必干目前这份工作了。”
“那倒是实话。”希勒先生友好地对我微微一笑，告别前，他又说了一次：“如果你能帮我一把，我会很感激你的。”
第二天，希勒先生打电话给我，他用商人特有的交际本领加上销售艺术来和我套近乎。他先是关心我的健康情况，接着问我的工作是否如意，还扯到了那天很好的天气。一番寒暄后，他把话题一转，说昨天我热情接待他们父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政府雇员中很少人会用这种态度接待公众，所以出于感激之情，他愿意以原价让给我一辆别人仅用了一年，他刚买到手的多济牌汽车，还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共进午餐，顺便谈谈这件事。
我告诉他共进午餐就免了，但我可以在下班回家的时候顺路去他那里谈一下车的事。
希勒先生的汽车公司在长岛的罗斯林，离我住的布朗斯新村不过半小时的车程。当我到达那里时，天色尚早。我把车停妥后，在摆满了卡迪拉克的场地上转了转，欣赏一下这些名牌汽车的风采。这些车的车身修长锃亮，高贵端庄，有些金光闪闪，有些乳白可人，有些深蓝似海，有些红如骄阳……再配置上富丽堂皇的座椅，真是漂亮极了。从前我对汽车并不在意，此时此地却被中产阶级的占有欲火烧得热辣辣的。
我朝着长长的砖楼走去，经过了一辆蓝绿色的多济牌汽车。这辆车很不错，如果我刚才没有领略过那数英里长的卡迪拉克，一定会很喜欢这辆车。我朝车厢里面看了看，那些座椅高高的，十分舒适，可是和名牌车排在一起，怎么看都不够气派。
我的心理简直有点像一个暴发了的贼。
近几个月来，我的变化惊人。在第一次收取了贿赂后，心里还有点闷闷不乐，原以为自己一向以不说谎为自豪，这下子肯定会瞧不起自己，没想到如今反而对自己沦落为卑鄙的受贿者和骗子沾沾自喜。看来我没有以蜕变成社会渣滓为耻，反以为荣，我辜负了大众对政府雇员的信任，成了勒索那些求助于我的年轻人的罪犯！
在一些不眠之夜琢磨新策略之余，我也会反思一下自己的变化，很有点怀疑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出于对社会拒绝承认我是一个作家的报复，又是不是对我曾经是个一无所有的孤儿，曾经在世界上历尽了千辛万苦仍一事无成的一种补偿。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可以干好的事了，终于能够满足妻儿的物质需要了，更离奇的是，我因而变成了一个好丈夫、好爸爸——我不再写作，和维丽在一起的时间也多了，孩子们做作业时，我也有空去辅导他们，还有钱请临时保姆，有钱买入场券和全家一起去看电影，有钱买礼物送给妻子和孩子。有几家杂志社约我写稿，我毫不费力地很快就写了出来。我乘机把受贿得来的钱加在稿费里，告诉维丽因为给杂志社摇笔杆子我的收入增加了。
我是一个快乐的贼，但在内心深处也很明白总有一天会东窗事发，所以我不敢奢望买一辆卡迪拉克，能拥有一辆蓝绿色的多济也就心满意足。
希勒先生的办公室很大，桌上放着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秘书不在，估计他是有意支开她，免得我尴尬。我乐于和这类聪明人交往，最忌讳与不识时务的笨蛋打交道。
希勒先生请我坐下，抽支雪茄烟，又再次问到我的健康等等情况，然后切入正题：“你看见那辆蓝色的多济了吗？车不错，保养得顶好，我可以廉价卖给你。你现在开的是什么车？”
“1950年出厂的福特牌。”我说。
“以旧换新吧，”希勒先生说，“用你那辆福特再加上500美元，你就可以把多济开走了。”
我不动声色，从钱包里取出500美元放在桌子上，说：“成交了！”
希勒先生脸上顿时略显不安，问：“你可以帮得上我儿子的忙，对吗？”他是在担心我不明白他的条件。
我对自己因为这笔小小的交易而产生强烈的快慰也感到吃惊，其实我出这500美元已净赚了1000美元，也知道完全可以把价格提高到只用福特换多济，但我不想那么贪婪，还多少保留了一点侠义心肠，所做的不过是把富人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卖给他们，应该货真价实。我没有把这笔交易当做是贿赂行为，希勒先生脸上的忧虑可以说就是见证，所以我面无表情，公事公办地告诉他：“你儿子将在一周内加入为期六个月的预备役部队。”
他的脸马上云开日出，充满欣喜和敬意地说：“我今晚就把过户文件搞好，把车牌的事办妥，你过一会儿就能把车开走了。”他探过身来和我握手，说：“我听过许多有关你的故事，人人都说你的好话。”
我当然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心里不禁美滋滋的。作为一个老实的骗子，我的名声仍佳，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这就是成功！
希勒先生趁职员在办理文件之际，有的放矢地和我聊天，他是要设法弄清在他儿子的这件事情上，我是全权处理呢还是必须再经过少校和上校。也许由于他那成功的商业头脑的本能吧，所以办任何事都很机灵和圆滑，也很周全。他首先夸我精明能干，善解人意，之后又问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项，他还担心那两名军官会在为他儿子主持入伍宣誓仪式时记起他的儿子是哪一位，我告诉他这确实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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