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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海去谋生不可。”
“别人都不敢雇佣他了？”我又问。
“不，是副局长告诉他，不让他再呆在城里。”科里回答我。
“情况就这么简单？”我追问他。
“就这么简单！曾经有一个赌档老板偷偷溜回赌城，还找了另一份工作，副局长碰巧走进来，当场把他拖出赌场打了个半死，人人都知道这件事。”
“他怎么能够如此为所欲为呢？”我觉得不可思议，又向科里请教，科里说：“因为他是合法指定的人民代表。”
佐顿听了忍不住第一次开怀大笑，而且笑得很痛快，把平时流露的与所有的人都格格不入的冷漠一扫而光。
当晚趁佐顿和我歇赌之时，科里把戴安妮领到我们习惯坐的那个单间里来。她已经从昨天晚上被奇曲凌辱后的创伤中完全恢复过来了。显而易见，她和科里很熟悉，此时科里把她作为诱饵介绍给我和佐顿的意图也不言而喻——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带她上床。
科里用俏皮话大赞她的乳房、长腿和小嘴如何可爱，又吹嘘她是如何使用那头又厚又密又长的黑发当鞭子的故事。在这些油腔滑调的评价中，他还插上了不少真心实意地称赞她优秀品德的内容，诸如她是赌城里罕见的不欺骗客人的女子，从不骗取免费的赌博，是个货真价实的好女孩，灵魂是不属于赌城的，等等。为了表示诚意，他伸出手掌来让她当烟灰缸用——这是原始的豪爽行为，在维加斯，无异于拿起公爵夫人的手来亲吻。
戴安妮是个沉默寡言的女人，看到她明显表现出对佐顿更感兴趣，我不禁有点愤愤不平，要知道毕竟是我像个勇敢的骑士那样为她报了仇，让那个可恶的奇曲丢尽了脸。她在准备离开我们去履行假赌客的职责时，探过身来亲了亲我的脸，略带伤感地微笑着说：“我很高兴你没事了，我当时真为你担心啊！你不应该那么傻的。”说完就走了。
在以后的几周里，我们都各自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彼此加深了解。每天下午聚在一起喝酒水吃点心成了我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每天的凌晨一点钟，等戴安妮从纸牌赌档下班后，我们就聚在一块儿吃早餐。当然，这也要看我们赌的情况，要是我们当中的哪一位手气好，赌兴正浓，那么他就暂时不吃东西，一直到手气转坏为止，这种状况往往是佐顿碰到的机会最多。
漫长的下午里，我们经常坐在室外的游泳池边，顶着沙漠的烈日，海阔天空地侃大山。午夜时分，我们喜欢沿着霓虹灯映照下的街道漫步，远处灯火辉煌的酒店宛如建在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有些时候，我们就干脆随意靠在纸牌赌档的围栏上大谈自己历经的沧桑。
佐顿的故事听起来似乎最平淡无奇，在我们四人中，他也表现得完全是一个凡夫俗子。他说他曾经有过美满幸福的生活，人生道路平坦，是个当经理的奇才，在35岁那年已拥有经营钢铁生意的公司。他在这一行中干的是某种中介的角色，生活非常富裕。20年前他和一个美丽的女人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拥有一幢大房子。可以说在生活中朋友、金钱、事业和亲情，他都应有尽有。这种称心如意的日子享受了20年后，按佐顿的说法是他的妻子对他厌倦了——这20年里，他为了家庭的富裕集中精力全身心在商海奋斗，他妻子在尽了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之余，开始觉得生活中她还应该享受更多的东西。她是一位机智的女人，天资聪颖，好奇心强，博览群书，尤其钟情小说与戏剧，经常参观博物馆，还参加了城里的文化团体。她热情洋溢地和佐顿分享着生活中的这一切，他对她的爱与日俱增，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对他说想离婚。这晴天霹雳对于他来说简直是致命打击。他为了家庭这个精神支柱付出了全部。为了保护家人免遭外界的危险，他用金钱和权力修筑起了坚固的堡垒，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堡垒会被自己最心爱的人从内部摧毁。他从此万念俱灰，再也不爱妻子、孩子、家庭和事业了。
这些故事当然不是他叙述的原版，而是我听后浓缩归纳出来的。他当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对事业太专注了，“没有和妻子一起成长”，忽略了家庭。他妻子和他离婚后嫁给了他的一个朋友，他没有责备他或她，因为这位朋友和她趣味相投，智力相当，而且都是及时行乐方面的天才。
佐顿同意了她提出的所有要求，并且把企业卖了，将全部钱财都给了她。他的律师提醒他这样做太慷慨了，将来肯定会后悔莫及的，然而佐顿认为这并不是慷慨，因为他可以赚更多的钱，而他的前妻和她的新丈夫都不能。“你们看我赌博的样子，一定以为我不懂得赚钱，其实我本来可以当一个大商人的，全国各地都表示愿意给我就业的机会，如果我坐的飞机不在维加斯着陆，也许我现在正在洛杉矶赚我离婚后的第一个100万美元呢！”
这是一个很动人心弦的故事，但在我听来总觉得有不真实的环节——他太善良了，这故事的情节也太文明了。
有一件可以落实的也是很反常很不对劲的事就是他晚上从不睡觉。每天早晨我为了有胃口吃早餐先去赌场掷骰子的时候，总会看见他在骰子赌档搏斗，很明显，他整个晚上都在赌。有时他太累了，就出现在大转盘或21点赌档。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身体也越来越糟糕：体重不断减轻，眼睛好像灌满了红色的脓液。他唯一保留不变的是待人温文尔雅，谈吐文质彬彬，而且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讲过一句妻子的坏话。
有时，科里单独和我喝咖啡或吃正餐，就会问我这样一些问题：你相信任顿那鸟人的话吗？你能相信一个男人会让一个半老徐娘搞得失魂落魄吗？你相信他老婆真的像他描绘的那么完美无缺吗？……
我对他说：“她不单是一个半老徐娘，还曾经是他多年的妻子，是他孩子的母亲，是他精神的支柱。他是个守旧的清教徒，20多年的习惯在刹那间发生了质的变化，他经受不起这种打击。”
是佐顿让我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提了很多问题，却很少谈到你自己。”他停顿了好一会儿，仿佛在对到底是否值得再多打听下去进行了思想斗争，然后才问道：“你为什么在维加斯呆这么久？”
“我是个作家。”我告诉他，而且从这里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他们听到我曾经出版过一本小说后的表情使我好不得意，更让他们吃惊的是我已经31岁了，抛开了妻子和三个孩子跑到维加斯来赌博。
“我一直以为你顶多不过25岁呢，而且你没有戴结婚戒指。”科里疑疑惑惑地说。
“我从不戴结婚戒指。”我告诉他。
佐顿开玩笑地说：“你不需要戒指，你不戴戒指才像个罪犯。”
我无法想象温和谦恭的佐顿会开这样的玩笑。他自己也结过婚，并且住在俄亥俄州。也许他内心也感到开这样的玩笑未免有些粗俗，他的思想根本就不可能这么自由化，也许是他妻子说这类话的时候他惯于纵容她随便乱说，渐渐也就听得心安理得。我相信她开这类玩笑是满不在乎的，但从他的口中讲出来就实在很不相称，当然，听到他这样说我也无所谓，绝对不至于把难以接受的内心世界也表现出来。我把自己的婚姻状况告诉了他们，在讲述这些故事的过程中，我对以前所吹嘘的牛皮也做了澄清——我腹部的伤疤不是战争造成的，只不过是胆结石手术留下的痕迹。
科里听后忍不住笑道：“你这个该死的艺术家！”
我耸耸肩，微笑着继续给他们讲我的故事。
第05章
我不知道自己的故乡籍贯，不认识任何堂表亲戚，甚至不记得父母的音容相貌。我只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当我刚刚三岁，他才五岁的时候，母亲把我们俩遗弃在纽约的一家孤儿院外面，从此杳无音信。对于这一切，我从来只字不提，别说告诉科里、佐顿和戴安妮了，甚至和我在世界上唯一最亲的人——我的哥哥在一起时，也绝对闭口不谈。
我不愿意谈它的主要原因是它听起来催人泪下，而身临其境的我们在当时却不觉得它有那么悲惨。孤儿院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那里的教学制度完善，院长精明能干，直到我和阿迪离开时，这里给我们的感觉都是良好的。就在哥哥18岁那年在外面找到了工作和住房后，我从孤儿院跑出去投奔他。几个月后，我又离开了哥哥，谎报年龄参了军，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事隔16年后，我在维加斯向科里、佐顿、戴安妮绘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