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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些臭作家，总是在故事结局中让女人死去。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摆脱她们的最佳方案！你们对她们感到厌倦了，又不想当一个忘恩负义的恶棍，于是就安排她死掉，然后又假惺惺地为她的死痛哭流泪，捶胸顿足，这样你们倒反而成了让人们同情和尊敬的英雄。你们都是些混账透顶的伪君子！你们总是这样糟蹋妇女！”她转过身来面对着我，那双金黄色的大眼睛由于愤怒而变成黑色。她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别把我给杀了，你这个狗杂种！”
“我答应你，”我说，“但你总是对我唠叨什么‘我绝对活不到40岁’，这又该做何种解释呢？你老是说自己会像蜡烛那样很快燃尽。”
她经常对我讲这些富于戏剧性的蠢话，喜欢用悲凉来描绘自己的一生，而且认为越夸张越好。
这次她这样回答我：“那不关你的事，到时我们已经反目为仇，彼此连话都不说了。”
我离开影剧院，尽管路程很长，我还是宁可步行回桑那都。我从街尾往回走，经过了一间又一间富丽堂皇的旅店，穿过一幅又一幅用霓虹灯编织成的瀑布，朝着那为街头站岗的黑沉沉的沙漠群山走去。我心中思念着詹娜丽，我曾答应她如果我写有关我和她的故事，绝对不会把她写成一个让人感到痛心的失败者和可怜虫。她在说笑中要求我做出承诺，我也在说笑中答应了她的这个要求。
但事与愿违，所以她不甘于像阿迪、奥萨诺和莫勒马那样崇高地停留在我心灵的深处。我的魔法不灵了。
其实当我在银幕上重见詹娜丽的时候，虽然她是那样生机勃勃，充满激情，令我又一次爱上了她，然而现实中的她却早已离开了人问。
那天，詹娜丽为了去参加除夕晚会正在精心地化妆，她把化妆用的放大镜倾斜一点以使画眼影。镜子的上半部映照出她身后的公寓套问。房间里凌乱极了，到处堆放着衣服，鞋子扔得东一只西一只的，茶几上还有脏盘子和杯子，床铺上的枕头被子滚成一团——她应该在门口迎接周尔而不让他进屋。周尔就是那个拥有罗斯莱斯车的男人，墨林老是这么称呼他。她偶尔会和周尔上床，但不太经常。她知道今晚又得和他睡觉，因为今晚毕竟是除夕之夜。为此她已经洗过澡，喷过香水，还使用了阴部除臭剂，可谓全部准备就绪。此时，她突然想起了墨林，不知道他是否会给她打电话，他足足有整整两年没和她通电话，但他还是有可能在今天、明天或后天打电话给她的。她很了解他从来不在晚上给她打电话，有那么几秒钟她曾经考虑过是否打个电话给他，但这样做肯定会让他惊慌失措。这个胆小鬼，最害怕家庭生活被毁掉，他的那个多年来苦心营造的安乐窝一直是他的精神支柱。其实她并不是十分想念他，因为她知道每当他回忆起和她的这段恋情时心里都充满了自责和蔑视，而她对这段恋情的回忆则是满怀着极度的欢愉。对于他们之间的那些尖酸刻薄地伤害对方的往事她早已不在乎，她在很久以前就原谅了他，但她知道他还没有原谅她。她知道他仍愚蠢地认为在和她的交往中他失去了一些宝贵的东西，只有她明白这种交往对于他们两人来说谁都没有任何损失。
她停止化妆，感到有点儿累，有点儿头痛，同时还感到有点沮丧，不过她总是在除夕之夜感到沮丧——又一年过去了，人也添了一岁，又往老年迈近了一步，她就怕老年的到来。她想打电话给正在三藩市和父母度假的艾丽斯，要是艾丽斯见到屋子这么又脏又乱肯定会生气，可是詹娜丽有恃无恐，深知艾丽斯从不责备她，总是自己默默地把屋子收拾干净。墨林就曾因此而说她这是野蛮地利用女情人，只有那些最大男子主义的丈夫才敢这么欺负人的。一想到墨林的这些话詹娜丽就忍不住偷笑，她现在意识到他的话还有点道理。她从一只抽屉里取出墨林第一次送给她的礼物——红宝石耳环。戴上这只耳环她显得更漂亮，所以她在所有的首饰中最中意它们。
门铃响了，她去开门，让周尔进来，至于他是否看见房间的脏乱，她才不在乎呢。她的头痛骤然加剧了，于是赶快走进浴室里服了些保可丹才出门。周尔像往常那样温和体贴，十分周到地为她开了车门，然后才走到另一边去。詹娜丽想起墨林老是忘记这样做，到他记起时就往往因不好意思而手足无措，结果还是她放弃了她那南方美女的待遇，叫他不必再拘泥于礼节。
在一栋大楼里举行的除夕大联欢，由于参加的人数众多而拥挤不堪。停车场入口处有许多穿红上衣的男仆从客人手中接过奔驰、罗斯莱斯、本特利、保时捷等名牌汽车开进停车场。詹娜丽认识当中的许多人，少不了各式各样的打情骂俏和约会邀请。对这些艳遇她愉快地用笑话周旋着，还告诉人们她迎接新年的规矩是至少洁身自爱一个月。
快到午夜时分，她精神极度疲乏的样子被周尔注意到，他陪她一起到一间卧室去，给她注射了一些可卡因。她立刻感到舒服多了，情绪也高涨起来，就这样一直硬撑到午夜钟声的响起，接受了朋友们的亲吻和爱抚。突然又一次头痛向她袭来，这次痛的程度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一次，她心里明白非马上回家不可，她找到了周尔，告诉他自己有病，他一看她的脸色就知道她身体非常不好。
“只是头痛而已，”詹娜丽说，“我会好起来的。送我回家吧！”
周尔开车送她回到家，并想和她一起进去。她很清楚他想留下来过夜，要是她的头痛能消失，他就至少可以和她在床上度过销魂的一天，然而她感到自己病得不轻，于是吻了吻他说：“请别进来吧，真对不起，让你失望了，但我确实有病，而且病得不轻。”
看到周尔相信她的话，她松了口气。他问她：“要不要我给你请个医生来看看？”
“不必了，我服一些药片后就会好起来的。”
她一直目送他走出了公寓的大门，然后立即走进浴室去服用了大量的保可丹，还湿了一条毛巾缠在头上，就像裹了条头巾。从浴室走出来，刚走进卧房门，她突然觉得自己的颈背部被猛烈地撞击了一下，使她几乎摔倒。一时间，她还以为有人躲在房间里袭击她。看看没有动静，她又以为是自己不小心碰到了墙上某个突出来的物体，但是不容她再找原因，紧接而来的又一个重创把她击得跪在地上。她蓦然意识到自己是得了可怕的病，于是使出全身力气爬到床边的电话机旁，费劲地找到了红贴纸上的那个紧急求救的电话号码——这还是她儿子来住时，为了预防万一，艾丽斯给他贴上去的。她拨通了电话，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
詹娜丽告诉她：“我病了，不知道是什么病，难受极了。”她说完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后就放开了受话器，不管它落在哪里，然后她拼尽最后的一点力气爬上了床。令她诧异的是她忽然又感觉到好多了，似乎并没有生什么大病，她几乎要为自己刚才打了求救电话而难为情。可是，又一次突如其来的重击仿佛波及到了全身，她的视力在迅速消失，刹那间就只能够勉强看得见一点点东西。她又一次陷入了极度惶恐之中，不知道自己到底身患何病，而且房间以外的物体很快就变得模糊不清。她记起周尔给了她一些可卡因，手提袋里还有一些，于是她跌跌撞撞半爬半走地到了客厅，想把它扔掉。才来到客厅的中间，她就又遭受一次致命的重击，全身的括约肌顿时松弛了。在半昏迷的状态下，她意识到自己把大便拉在裤子里，于是吃力地脱下内裤，擦去地板上的粪便，又随手把内裤扔到沙发底下。接着她又摸索着要摘下还戴着的耳环，因为她担心别人趁她昏迷时把这对耳环给偷了。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耳环取下，又颤颤巍巍地摸进厨房，把耳环藏在碗柜的上面，那里积满了灰尘，一般人连看都不看它一眼。
救护人员到达时，詹娜丽的神志仍然清醒，还能够感觉到医生给她检查身体。有个医生翻看了她的手提袋，发现了里面的可卡因，他们怀疑她吸毒过量。一名救护人员问她：“今晚你吸食了多少毒品？”
她轻蔑地回答：“一点都没有。”
医生说：“讲实话！我们正在设法救你的命！”
她用了她曾经扮演过的某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