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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等加藤先生说完我就笑了，觉得人类之恶怎么这样相似。我说我有与你一样的遭遇，有人向我泼污，又问我想不想让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价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拨污的工具是文章、书籍，而代价是．允许他们盗版。加藤先生说：“你看，我对付不了那个擦鞋者，你对付不了那些盗版者，最简单的是非曲直彻底颠倒，我们竟然毫无办法。就从这样的小事想开去，人类怎么来有效地阻止邪恶？实在不能乐观。”
我说：“请允许我继续从小见大，借这些小事来看看世纪难题。我们以往的乐观，是因为相信法律和舆论能维持社会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这件小事为例，如打官司，证据何在？至于舆论，你已看到，除了那两个帮凶，别人根本不可能来关心。如果别．人来关口就更麻烦，还会把各自的观念全带进来，例如在印度教徒看来，那头拉粪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还福分不浅呢。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法律、舆论和宗教等等都不解决问题。那么引申到世纪难题，同样遇到由谁来控制，由谁来裁判，控制和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该怎么办等等比难题本身更难的课题。我的惆怅，即来自于此。”
但是我也有企盼。企盼二十一世纪有更多的国家把国民经济和精神道德同时提高，成为对全世界进行理性制衡的中坚力量。我相信我的祖国，极有可能成为其中一员。
至于个人，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个坚贞不渝的群体。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有〕的声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德里，夜宿反叮a旅馆
铁铸的觉悟者
我在新德里徘徊时间最长的地方不太有名，在城南十四公里处，那里有一座以十三世纪的帝王库都布的名字命名的高塔，可惜已经断下两层。塔旁有一座清真寺，可惜已经坍弛。
为什么会在功传里长时间地徘徊？因为我看到了在印度严峻对峙的三大宗教，在那里有一种隐秘而有趣的互融关系。
先看塔。从建造的王朝看，当然是伊斯兰建筑，不会有疑问，而且基本林淞确实是伊斯兰。但是，第一层人口朝北，这是印度教的要求；如果从飞机上看下来，它的横截面是葵花形，这更是印度教的标记。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年的伊斯兰统治者友善，特地在设计中融人了本土文化；二是本地的建造者利用统治者的不内行悄悄埋下了信号。但是，我没有读到当时统治者企图实行宗教融合的资料，因此更希望是第二种情况。不管什么原因，它留下来了，尽管塔下的宗教冲突长年不断，高塔自身却在申述着融合的可能。
再看清真寺。这是印度最早的清真寺，现已失去一个宗教场所的功能，只剩下几座高高的石门和无数精美的石柱。一切涂饰已全部剥落，没有涂饰的艺术构建一旦坍弛，必定会成为介乎天然与人工之间的存在，具有一种特别的力度。据介绍，这座清真寺是拆毁了很多印度教、佛教、者那教的寺庙建造的，其中仅印度教的寺庙就有二十多座。这当然是一种蛮横的宗教侵凌，但时间一久，侵凌和被侵凌已浑然难分，谁的语言都消灭了，谁的密码又都已贮存。
细看那些石门石柱，那些刻画、纹理，早已苍老得不愿唠叨谁胜谁负，只是表明人力所及、文明所至罢了，都已被时间的手轰丈抚得毫无火气。
站在这里我想，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自相残杀，如能预想到共同消竭的一天，也许能变得互相客气一点？就像两个争斗了一辈子的对手都已老迈，步履艰难地在斜阳草树间邂逅，应该有一些后悔？如果让他们从头来过，再活一辈子，情景将会如何？
世纪之交，就像让各个文明重新转世，理应都变得比前世更清醒一点。
在这个院子里，人群聚集得最多的，既不是高塔，也不是清真寺，而是插在它们近旁的一根铁柱。六米多高，半米直径，黑黑地不见太大气势，却发出平静而悠远的金属之光。
它是伊斯兰王朝定都德里时从印度东部搬移过来的，这里的人都叫它阿育王柱。其实我在德里还见过另一个也被称作阿育王柱的石柱，高高地盗立在一个古堡之上，从资料说明上看似乎比铁柱更确切。当然阿育王热心佛教，在位期间到处立柱建塔，多几个阿育王柱是不奇怪的，但根据科学测定，铁柱铸造在一千六百年前，那就比阿育王晚了六百年。应该是岌多王朝时代。岌多王朝也弘佛，铸一个铁柱纪念阿育王是很有可能的。
断月与王本是一个相当强蛮的君主，听了佛理后蟠然醒悟，真可谓“立地成佛”，为佛教在印度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划时代的巨大贡献，结果也成了佛门伟人，广受崇拜。连我家乡浙江宁波，离印度那么远，居然也有一座阿育王寺，崇塔深院，古木森森，我在“文革”后期为躲避灾祸曾在那里停留过，感念殊深。不管是谁所立，为谁而立，这个铁柱属子佛教，应该没有疑问。
但仔细一想，它还是保留了太多的疑问。我围着它转了一圈又一圈，奇怪它一千多年裸露在日晒雨淋之下怎么通体没有一个锈斑？也许印度古代已有发达的铸铁技术，但如果说当时的合金构造已达到千年不锈的水平则难于想象。还有，它到底是被哪个伊斯兰王朝搬移到这里来的？它显而易见地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信号，为什么会被另一个宗教的统治者供奉？……
拿着这些问题问印度朋友，他们大多哈哈一笑，不作回答。我遇到的印度朋友都对历史抱有一种“传说化”的态度，不愿意作任何确证，这与我们习惯的历史观念有太大的差别。要他们解释一种传说的可信性，拿来解释的材料仍然是传说。因此在印度古迹间旅行，常常有一种飘忽感。
只有一件事可以不必存疑：在这个巨大的院子里，可看的古迹森罗万象，高接云天，它的形体最小、最瘦、最不起眼。但惟有它，毫无锈斑地闪着亮光。没有它，整个遗迹现场显得太凄凉、太寥落了；而有了它，一切都被提掣起来，在干年金属上牢牢地打了一个结，再也不会散落。因此，它成了印度宗教文化遗墟上的画龙点睛之笔。受委屈的是它，被搬来搬去的是它，被一时趾高气扬的其他建筑俯视的是它，当四周的巨楼高塔全都色彩缤纷时惟一毫无涂饰的也是它。谁料天地无常，一切都变了，只有它似乎早早地悟透了一切，不争夺，不声辩，不趋赶，却也不自卑自贱，定定地站立着，不仅没有颓败之相，而且越来越光洁鉴人，毫无疑问它还会站下去，没有年代。
说到底，它是个觉悟者。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新德里，夜宿s明吸旅馆
甘地遗言
离开新德里前，我想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去拜遏釜雄甘地的墓。
顺道经过庄严的印度门，停下，抬头仰望。因为我知道，这个建筑与甘地墓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印度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参战而牺牲的九万印度士兵。仅仅这个说法，还不足以引起我对印度门的长时间仰望，因为在世界各地，这样的战死纪念碑太多了。牵动我感清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记载：这九万士兵牺牲前都以为，这样死命地为英国打仗，战争结束后英国一定会让我们印度独立，而战场上的英国军官也信誓旦旦，但等到战争结束，根本没刃肠回事，全都白死了。
这不能不深深地刺痛印度人民的心。
我细看了，印度门上刻着一个个战死者的名字，刻不下九万个，只刻了一万多，作为代表。整个门很像巴黎的凯旋门，中间都点着长年不熄的圣火。但凯旋门可以随意进人，任何人都可以献点花，印度门却不可以，有围栏和卫兵。印度门前是一条“国家大道”，直通远处的总统府。
甘地就是在英国不讲信义之后，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他把以前英国政府授予他的勋章交还给殖民政府，发起了一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不合作运动”来对抗英国。但是．人民喜欢暴力。尤其是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更是暴力不断。甘地便以长时间的绝食来呼吁停止暴力、争取和平。他的这种态度，势必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有些极端分子几次要杀害他，而政府也要判他的刑，他则绝不抵抗和报复。
他说：“如果我们用残暴来对付邪恶，那么残暴所带来的也只能是邪恶。如果印度想通过残暴取得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