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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创作，划界分片，只能是工写工，农写农，兵写兵，其他领域情况之糟糕，定与上述相同。
因为这样主张，无形是限制了作家们的视野，限制了他们的生活之路和创作之路。使一些初学者，略有成就，就满足现状，或者长期打不开圈子，打不开境界，致使作品停滞不前。
二、扩大借鉴的范围。
我们都知道仰慕那些老一辈的革命作家。研究他们的创作道路的同时，须知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他们一生，特别是在青少年时代，读了汗牛充栋的书。他们不只读中国书，还都注意到读外国书，他们都精通一种或几种外文，可以直接阅读。我幼年读过郁达夫的一篇自述，他在日本读的外国小说，那数量是使人吃惊的。我们读的书很少，这是我们创作上不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四人帮”的禁锢一切，是造成这种现状的主因。
林彪虽然不学，但有时还假惺惺地提提托尔斯泰，到了江青，就什么也不许借鉴了。
我们的文学，也要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正是我国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必然反映。不是叫我们去学习什么外国的现代主义。但是，我们要知道外国文学的现状，作为借鉴，要从人家那里吸取有益的营养。
我们要摆脱愚昧或半愚昧的状态。
万国儒同志，富于春秋，他今后的成就，还是不可限量的。以上云云，是我写出来，同他，同所有文艺伙伴们共勉的。
1979年5月29日上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刘绍棠小说选》序
今天中午，收到绍棠同志从北京来信：
“现将出版社给我的公函随信附上，请您在百忙中为我写一篇序，然后将序和公函寄给我。
“由于发稿时间紧迫，不得不请您赶作，很是不安。”
于是，我匆匆吃过午饭，就俯在桌子上来了。
绍棠同志和我的文字之交，见于他在黑龙江一次会议上热情洋溢的发言，还见于他的自传，我这里就从略了。
去年冬初，在北京虎坊桥一家旅社，夜晚，他同从维熙同志来看我。我不能见到他们，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见到他们，我很激动，同他们说了很多说。其中对绍棠说了：一、不要再骄傲；二、不要赶浪头；三、要保持自己的风格——等等率直的话。
他们走后，我是很难入睡的。我反复地想念：这二十年，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天寒地冻，风雨飘摇的二十年。是无情的风雨，袭击着多情善感的青年作家。承受风雨的结果，在他们身上和在我身上，或许有所不同吧？现在，他们站在我的面前，挺拔而俊秀，沉着而深思，似乎并不带有风雨袭击的痕迹。风雨对于他们，只能成为磨砺，锤炼，助长和完成，促使他们成为一代有用之材。
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已近衰残，风雨之后，其形态，是不能和他们青年人相比的。
这一个夜晚，我是非常高兴的，很多年没有如此高兴过了。
前些日子，我写信给绍棠同志，说：
“我并不希望你们（指从维熙和其他同志），老是在这个地方刊物（指《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它只是一个苗圃。当它见到你们成为参天成材的大树，在全国各地矗立出现时，它应该是高兴的。我的心情，也是如此。”
文坛正如舞台，老一辈到时必然要退下去，新的一代要及时上演，要各扮角色，载歌载舞。
看来，绍棠同志没有忘记我，也还没有厌弃我的因循守旧。当他的自选集出版的时候，我还有什么话，要同他商讨呢？
我想到：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是来之不易的。是应该一代代传下去，并加以发扬的。“五四”前后，中国的现实主义，由鲁迅先生和其他文学先驱奠定了基础。这基础是很巩固、很深厚的。现实主义的旗帜，是与中国革命的旗帜同时并举的，它有无比宏大的感召力量。中国的现实主义，伴随中国革命而胜利前进，历经了几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八年抗日战争。这一旗帜，因为无数先烈的肝脑涂地，它的色彩和战斗力量，越来越加强了。
中国的现实主义，首先是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同时，它也结合了中国文学的历史，和世界文学的历史。毫无疑义，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文学和俄国文学，东北欧弱小民族的文学，十月革命的苏联文学，日本和美国的文学，对我国的现实主义，也起了丰富和借鉴的作用。介绍这些文学作品的翻译家，我们应当给予高度评价。
我们的现实主义，是同形形色色的文学上的反动潮流、颓废现象不断斗争，才得以壮大和巩固的。它战胜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文学，以及影响很大的鸳鸯蝴蝶派。历次战斗，都不是轻而易举，也绝不是侥幸成功的。现实主义将是永生的。就是像林彪、“四人帮”这些手执屠刀的魔鬼，也不能把它毁灭。
但是，需要我们来维护。我们珍视现实主义文学的战斗传统，绍棠同志的作品，具备这一传统。
1979年12月19日下午2时——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从维熙小说选》序
如果我的记忆力还可靠，就是一九六四年的秋天，我收到一封没有发信地址的长信，是从维熙同志写给我的。
信的开头说，在一九五七年，当我患了重病，在北京住院时，他和刘绍棠、房树民，买了一束鲜花，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结果没得进去。
不久，他便被错划为“右派”，在劳改农场、矿山做过各种苦工，终日与流氓、小偷，甚至杀人犯在一起。
信的最后说，只有组织才能改变他的处境，写信只是愿意叫我知道一下，也不必回信了。
那时我正在家里养病，看过信后，我心里很乱。夜晚，我对也已经患了重病的老伴说：
“你还记得从维熙这个名字吗？”
“记得，不是一个青年作家吗？”老伴回答。
我把信念了一遍，说：
“他人很老实，我看还有点腼腆。现在竟落到了这步田地！”
“你们这一行，怎么这样不成全人？”老伴叹息地说，“和你年纪相当的，东一个西一个倒了，从维熙不是一个小孩子吗？”
老伴是一个文盲，她之所以能“青年作家”云云，不过是因为与我朝夕相处，耳闻目染的结果。
二年之后，她就更为迷惑：她的童年结发、饱经忧患、手无缚鸡之力、终年闭门思过、与世从来无争的丈夫，也终于逃不过文人的浩劫。
作家的生活，受到残酷的干预。我也没法向老伴解释。如果我对她说，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国情，她能够理解吗？
她不能理解。不久，她带着一连串问号，安息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安息，这一点颇使远近了解我性格的人们，出乎意外。既然没有安息，就又要有人事来往，就又要有喜怒哀乐，就不得不回忆过去，展望前景。前几年，又接到了维熙的信，说他已经从那个环境里调出来，现在山西临汾搞创作。我复信说：
“过去十余年，有失也有得。如果能单纯从文学事业来说，所得是很大的。”
同信，我劝他不要搞电影，集中精力写小说。
不久，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洁白的睡莲花》，来信叫我看，并说他想从中尝试一下浪漫主义。
我看过小说，给他写信，说小说写得很好，还是现实主义的。并劝他先不要追求什么浪漫主义，只有把现实主义的基础打好了，才能产生真正的浪漫主义。
再以后，就是我和他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的通信。
写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了，但因为前些日子，为刘绍棠同志写序文时，过于紧迫，意犹未尽，颇觉遗憾。现在就把那未了的文字，移在这里，转赠维熙，并补绍棠。
在为绍棠写的序文中，我喊叫：要维护现实主义传统。究竟什么是现实主义传统呢？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需要何种努力？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我曾写了一个简单的提纲，在绍棠的来信之上：
我以为，现实主义的任务，首先是反映现实生活。在深刻卓异的反映中，创造出典型。不可能凭作家主观愿望，妄想去解决当前生活中的什么具体问题，使他的人物成为时代生活的主宰。现实主义的作品，对于生活，对于人物，不能是浮光掠影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