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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一种癖好。因此金圣叹的别具风格的批点一出来，就成为这一方面的宠儿。
要说金圣叹在这些小聪明，小玩意，小技巧之外，还有什么更大更多的东西，也不可能。他没有什么进步的博大的思想，他的局限性很大，他所有的，只是当时士子的思想，或者说是不太得意的士子的思想。他更没有抗清复明的或同情李自成、张献忠的思想，他把这两个人视为流寇，深恶痛绝，他的被杀头，原来是个冤案。
清顺治十八年，皇帝晏驾，哀诏传到了姑苏，那里的官僚们举行“哭临”。一群秀才为了驱逐一个征粮苛毒的县官，在文庙集众“哭庙”。当地巡抚以为是抗粮，是聚众闹事，震惊了先帝之灵，上疏朝廷，文致其罪，酿成大狱。十几名士子弃市，财产籍没，家属充军。
金圣叹并不是第一次被捕的，是后来牵连进去的，所以有“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之语。当他初被逮至公堂时，“夹两夹，杖三十，圣叹口呼先帝，大人怒曰：上初即位，何得更呼先帝，以诅皇躬耶？
掌二十，下之狱。”这时康熙皇帝已经继位了。这很像“文化大革命”时，出于好心，高呼万岁，却不慎把名字喊错了一样，立时定为“现行反革命”。
以上史实、引文，都见于《哭庙纪略》这本小书。
老实说，金圣叹有些批语，是很有味道的，真可为读者助兴。例如《水浒传》林冲火并那一段，他批道：“不是威胁，不是势利，不是小恩小惠，写出英雄泰山岩岩之象。”就对人很有启发。
读古书，没有注读不懂，但必须是学者的注，否则不如白文。面壁十年，白文在案，潜心默记，直至彻悟，终身不忘。自然不失为读书之一法，就是太苦了些。
至于读小说曲本，批注之有无，无关宏旨，自己领会最好。不过像金圣叹这样的批点，还是可以保留。能做这种“学问”的人，恐怕越来越少了。
1985年5月11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七 风烛庵文学杂记 芸斋断简
我读过的中篇小说
鲁迅很注意把国外优秀的中篇小说介绍到中国来。他自己就翻译过像《表》这样的中篇童话。在他所主持的《译文》上还登载过曹靖华译的《远方》，也是中篇。同译者所译聂维洛夫的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得伦》，也是中篇，也是鲁迅介绍出版的。我们在抗日战争年代，因为缺少读物，曾油印一次，对大家还是很有好处的。
我读的外国小说很少，近十几年，读不到新的译作，不知国外有什么新的好的中篇产生。就我所读过的普希金的《杜勃洛夫斯基》，梅里美的《卡尔曼》，果戈理的《布尔巴》，契诃夫的《草原》，这都是公认的名著，各有各的风格，能找来参考，总是好的吧。
读书，各人的爱好不同，有人喜欢读短篇，有人喜欢读长篇，但就有日常工作的人来说，中篇小说却是最适合的读物，一可不需要很长时间，携带也方便；二可得到较完整的艺术欣赏，也不会弄得太疲劳的。
当然，现在有些青年，一个晚上，躺在床铺上，就能读完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然后把书往床铺下面一扔，酣然入睡，中篇小说，恐怕就不是他所爱好的了。
1977年8月25日
我写过的电影脚本
四月八日夜，梦携眷远行，宿旅舍，与老母对话，内心感伤，及醒，泪挂眼角。开灯吸烟，却忽然想到与茅盾同志有关的一件小事：
一九四九年进城后，相熟的一位电影导演，要我写一个关于白洋淀的电影脚本。当时我正在青年，对这种洋玩艺也跃跃欲试，就把我写过的一些小说、散文，重新编排了一下。
就是把内容统一，把故事连贯，已有的用剪报，没有的另写篇章。弄成以后，剪贴抄录在一本旧公文纸簿之上。
过了很长时间接到那位导演来信，说脚本先送茅盾同志审阅，同意了。后又送另一位负责同志审阅，否定了。现将脚本奉还。他并把另一位同志的批示，抄录在脚本封皮之后。
脚本封面，有茅盾同志的亲笔题字：“阅，意见在另纸。茅盾。”
但那写在另纸上的意见，却没有见到。另一位同志的指示大意为：这些故事，想象的成份多，还是以拍别一部小说为好。
“别一部小说”，也是写白洋淀的，当时颇流行。我翻看了一下，其中实录部分固然不少，却发见我的一篇作品，也被改头换面，采录在内。这是有书可查、有目共睹的事，绝不是出于我的“想象”。
当然，我那个脚本只是一次尝试，写得也确实很不像样子。一部作品，根据审定程序，谁肯定，谁否定，都系平常的事，其中并无恩怨可言。我把脚本新写部分摘出来，改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就是《采蒲台》，此脚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发还后，我清理旧稿时，用它生了火。从此打掉了我的兴头，以后，对写电影脚本的事，我一直持极其冷漠的态度，并劝别人也不要轻易搞这个。
1981年4月9日
删掉的忠告
我常常考虑到作家修身的问题。人们习惯认为文人的不幸和招祸，在于文字，其实细察历史，并不尽然。文人遭难，有的因为贫苦疾病，有的因为权大势重，有的因为依附不当，有的因为行为不端。毁于文字者十之三，毁于立身者十之七。
其中自有仁人志士，垂名千古，确也有很多无辜者，甚至是想不到的飞灾横祸。查历代文字狱档案，其所谓文字狱，其直接起因，往往并非文字，而是因为别的事引到文字上，好加罪名。因此，在待人接物之间，出入进退之间，要留有余地，要特别小心。
所以，你应该读一些文学史的书，知道行文要注意以外，还要留心其他方面的事。同行之间，与其亲热，莫若疏远一些，对于批评家的言论，说你好或说你坏，不要过于认真，因为他们的话是靠不住，是要常常改变的。有些讨论会，也不要那么热心，因为有些问题，已经讨论多少次，多少年了，总听不到有什么新的意见。节省一些时间和精力，多回几次老家，和乡亲们谈谈，对创作才真正有利。
以上都是题外的话，你可能听得厌烦了。很多事情，正像鲁迅说的，在你没有经历之前，说多少也难领会其要义；在你经历之后，再说多少，也就没用了。
1982年9月30日
裁下的半截信
前些日子，我读了你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一篇小说，我坦率地说，我不大喜欢那篇小说，我以为这种写法，不能发挥你之所长。那篇小说，写的是市民吧。我说那个老人的性格不统一，这个词儿，可能不太准确。应该说是不突出，不完整。或者说性格复杂。把人物性格写得复杂一些，不要写得那么单纯，也可能是你在这篇作品中着意追求之点。
目前，有人说我写的一些评论文章，是在教训别人，或是要别人按照我的主张去写作，这是有意的歪曲和挑拨。无论是青年，老年，谁也没有权利要人家按照他的主张写作，我更没有那种野心。
但是，在当今的文坛上，确有那么一些人，急于求成，匆匆忙忙，想树立一面旗帜。虽有不少的人为之呐喊，时间也有几年了，他们那面旗帜，还是没能树立起来，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于是，有人又想标立一些新鲜名目。半年以前吧，上海一家刊物，要我参加“问题小说”的讨论。我回信说，我不知道什么叫“问题小说”，平时没有注意过，更没有研究过。
“问题小说”，难道还有“没有问题”的小说吗？
文学的旗帜，不是那么容易就树得起来的。卅年代，有一个杨邨人，他想树一面“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但费尽心机，无论如何也没有能把他的旗子，插在中国的地面上。这很简单，大地不接受他这面旗帜。
另外，有人主张：一个作家要有几副笔墨。从我学习文学以来，就认为一个作家只能有一副笔墨，比如曹雪芹的笔墨，施耐庵的笔墨。如果都有几副，还怎样去区别作家和作品？他们的作品，岂不成了赶时髦、追风尚、百货杂陈的商店了吗？
有的作家，写了几篇小说，便自以为也是理论家，这是会自误误人的。为这种理论所指导，他们的作品，日见单薄空虚，很快就会出现胡编乱造的东西了。
1982年10月14日清晨——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七 风烛庵文学杂记 文学期刊的封面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新文学史料》，复印了“五四”以来影响较大的九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