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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中文足够解雇这家伙，重新雇一个称心如意的仆人。不行，仆人能说英文，很难找。田鼠和巫师都是校里特地为他找的。这儿每个人都对他说英文，他现在只会说三百个不到的中文词，能听懂多一些，差不多是个哑巴。
从北京回来，裘利安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天，精疲力竭，真是精疲力竭，他原以为自己是“战神”火星，身强力壮，对付女人能征惯战，从无餍足。怎么会这么不堪一击？他的症状有点像流感，头晕，无力，没胃口，也睡不好，只能醒着干瞪眼。
他至今还没学会房中术，这不是由于他的无能，而是文化差别。一个民族文化很难与另一个民族文化交流，交合多少次也无用？
他让仆人特别去集市挑了两棵梅，开金花的东方梅，春天近了，容易活。按理说，他应该去花园瞧瞧，谢一下两个仆人才是，田鼠说梅树能煞桃树的妖气。可他就是没心思这么做。从小喜欢衣衫不整，现在头发胡须也不理不睬，任其发展。他哪儿都不想去，总是躺在床上，经常是朝墙，也就是背门而卧——的确很累，同时他也想大脑静静，好好想一些事。
但是他发现自己全部时间想的，却是闵什么时候回来？现在他强烈意识到，她“回来”，不会回他这个家。不过走十分钟路就到他这儿，至少感觉上近了。他在心里想她这一刻会在做什么，会想她吗？他打开窗子，往她住的方向看一眼，便觉得心里好受一些。
她的火车票比他晚七天。是她的安排——不是为了怕嫌疑，而是无法忍受两人一起坐一天一夜车，目光相对，却不能靠近。裘利安认为她这安排有道理，从另一方面看，她能控制，也是好事。
裘利安在火车上度过的二十四个小时，准确地说，火车走了二十七个小时，回来的这段独居时间，越来越让他明白他陷入之深。现在不是一个从身边推开女人的老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从心里推出闵。
母亲的信摆在桌子上，他给母亲写信的密度，又回到每星期至少两封长信。详细讲一切，像请母亲看他的日记一样。这次北京之行，事情发生得又急又密，在北京写信时间不多，没有可能把所有的细节全讲。现在讲，倒是一个回头看一下的机会。但是，他发现，以前他与母亲亲密无间，没有禁忌，现在却有很多不便讲的事情了。
母亲若收到闵送的那些中国最漂亮的丝缎，一定会惊喜，一定会让丝缎挂满她的画室，高高垂落下来，不停地对朋友客人说，瞧，这是裘利安从中国寄来的，瞧，来摸摸这平滑舒适，这些东方奇异艺术品，就够让整个布鲁姆斯勃里记住他了。他很希望闵喜欢母亲，更希望母亲喜欢闵。
他走到窗前，关上窗子，可是没隔两分钟，他便推开了一点窗，让风吹拂他的身体。能看到的视野里没有闵，这种既想见到她，又怕见到她的心情，糟透了。她一回来，他们不可能像寒假前那样无邪地相处，也不可能像在北京那样自由。而且，由此，就无法不讨论他们一直不讨论的事——把关系正式化：离婚，结婚。而在这之前，就得明确表示专一的爱情。
仅剩下的另一个方案是，从此不理睬这个女人，而这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事。
第一批矢车菊冒出了头。山上的水仙都开了，这种英国到处都可见到的花，通常种得整整齐齐，在这里却只在水塘边小溪畔。
裘利安突然对闵的分开走，明白她的安排可能另有想法：闵可能因为北京新月社朋友一大堆，不可能不见，就推迟了时间。尤其是中国的新年，她不能不摆出清白，进行社交。他感到自己受了冷落，又在生病，于是给母亲写的信中吐着怨气：“放心，不会结婚，结婚将是大灾难。”母亲读信会站在他一边，母亲总是担心他多情而糊涂，最后做错决定。写了这句话，他感到又有了自由。他能够平心静气地想念闵了。就算是她不在意我，我在意她，也没有什么不妥的？裘利安自嘲地笑了，他哪像以前那个自己：冷酷，无心肝！
信寄出第二天，他收到母亲一封信。不是对他的男女之事有所评论 ——她总是很高兴他能享受人生。而是一件他几乎忘却了的事——他的书稿。
他评罗杰·弗赖思想的美学论文，与C·台·路易士论辩的“无产阶级与诗”，与福斯特讨论的“战争与和平”，通过母亲转给伍尔芙夫妇，想在他们开的荷加斯出版社出版，弗吉妮娅阿姨拒绝了。在电话里母亲朝阿姨发了脾气，来信中只是安慰了他几句。但是他怀疑是弗吉妮娅又在与母亲闹别扭。
房子连着一个大花园，父亲克莱夫在喊什么，大约在问咖啡壶在何处？弗吉妮娅阿姨则在房子里写什么；母亲心不在焉地在花丛中沉思，被叫喊声弄得抬起头来；母亲的男友邓肯则晕头转向地溜达，身上这儿打个结，那儿扎个带。这种和谐恐怕再难有了。
猜想又是阿姨的小说《奥兰多》里那个原型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阿姨会疯狂地爱上女人，心里却在嫉妒母亲，最吃酸的是母亲为他这个儿子骄傲的神色。这两个有名的布鲁姆斯勃里女性，对外是最完美的姐妹关系，但依然逃不了最简单的人与人之间免不了的纠葛。
他现在明白，虽然他在中国当堂堂皇皇的教授，实际上没有明确的专业。他想兼任第二代布鲁姆斯勃里诗人和政论家。两年前，他的诗集《冬之动》出版后，受到朋友和家人不少鼓励，弗吉妮娅阿姨还写了两封长信仔细推敲评论，但是报刊回响很少。
在欧洲思想界风潮推动下，他对很多问题 —— 美学，政治，文学与政治都很关心，转向评论。他的几篇长文都以长辈为论战对象，他的父辈很年轻时，比他还年轻时，就是绝对狂傲包揽天下的，一写就是大题目：莫尔《伦理学原理》，列奥纳德姨夫的《社会主义与合作运动》，父亲的《文明论》，凯恩斯的《货币论》，福斯特的“演讲”《小说面面观》，都是垄断一个学科的伞状巨著。这个压力使他坐立不安。竟然这些人并不想赏识他们集团的子辈的挑战。
好吧，他想，你们英国老牌自由主义者，终将被取而代之，你们敢为自由主义而同性恋，或反战。我们新的自由主义者敢尝试，甚至学会东方房中术，敢为理想主义而到东方打仗，咱们走着瞧！
但是，这桩被他最亲密的家人退稿的事，依然刺痛了他的自尊心。发狠之余，他开始怀疑自己能否成为一个布鲁姆斯勃里的人物，难道他没有父辈的智慧？还是时代不再需要这种知识分子？或许，他想，我还是应当好好写诗。他相信他的现有诗作，某些应当能够传世。
这个早春，裘利安已经二十八岁。他刚享受了人生最大的福气，使他回味不止；但是与这个中国女人的关系，当他不得不正视时，却越想越复杂；而此时又不得不考虑自己的一生事业，更觉得彷徨不知所措。
有可能，他只是不习惯这么想念一个女人，由爱生怨，反而变成了这样那样的不满。凉风一吹，他打了一个喷嚏。身体变得娇气？生病就更虚弱。他楼上楼下转悠着，像个被惊动的鬼魂。转悠累了，斜躺在床上。
忽然，他感觉闵的气息在他的房子里了，他一下从床上跳了起来，正是傍晚太阳刚下山，还未上灯时分。裘利安想，幸亏今天他感觉好一点了，没躺在床上。他听得见闵轻巧的脚步声，一步一步上楼。
闵是听说他生病，送药来了。见裘利安衣衫不整，头发乱蓬蓬地站在卧室门口，就当着仆人的面请他快回床上去。她还带来一张从北京朋友那儿找来的唱片《阳关三叠》。她说，“睡下听吧。”他只得乖乖地睡到床上，盖得严严的，看着闵在房子里忙东忙西，走来走去，他突然觉得，这真像一个家，一个他自己的温暖的家。他让闵放唱片，她就把片子从纸壳里取出，放到盘上放起来。
听着听着，他就睡着了。从北京回来后，第一次睡得这么好，也不知闵什么时候离开的？
第二天，裘利安很晚才醒来，太阳升过屋顶。闵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做好了汤、稀饭、菜，都是除了油腻，对感冒有效，讲究营养的。她就像对待家里亲人一样，关心仔细，但保持距离。仆人上上下下随她差使，他们非常听这个系主任夫人的话，她的举止十分自然。她专心致志，也不关心其他事，甚至一句不提北京的事，也没一句亲热的话，她是真在意他的身体健康。
裘利安有点埋怨地看着她。闵好像看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