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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父母亲不只是从家里走了长长的路出来，在买花的时候又不知道绕了多少冤枉路，而他们那几日其实也是不眠不食的在受着苦难，那样的年纪，怎么吃得消在烈日下走那么长的路。
“开车一起去墓地好了，你们累了。”我说。
“不用了，我们还可以走，你去办事。”母亲马上拒绝了。“路远，又是上坡，还是坐车去的好，再说，还有回程。”
“不要，不要，你去忙，我们认得路。”父亲也说了。“不行，天太热了。”我也坚持着。
“我们要走走，我们想慢慢的走走。”
母亲重复着这一句话，好似我再逼她上车便要哭了出来，这几日的苦，在她的声调里是再也控制不住了。
父亲母亲默默的穿过街道，弯到上山的那条公路去。我站在他们背后，并没有马上离开。
花被母亲紧紧的握在手里，父亲弯着身好似又在掏手帕揩汗，耀眼的阳光下，哀伤，那么明显的压垮了他们的两肩，那么沉重的拖住了他们的步伐，四周不断的有人在我面前经过，可是我的眼睛只看见父母渐渐远去的背影，那份肉体上实实在在的焦渴的感觉又使人昏眩起来。
一直站在那里想了又想，不知为什么自己在这种情境里，不明白为什么荷西突然不见了，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父母竟在那儿拿着一束花去上一座谁的坟，千山万水的来与我们相聚，而这个梦是在一条通向死亡的路上遽然结束。我眼睛干干的，没有一滴泪水，只是在那儿想痴了过去。对街书报店的老板向我走过来，说：“来，不要站在大太阳下面。”
我跟他说：“带我去你店里喝水，我口渴。”
他扶着我的手肘过街，我又回头去找父亲和母亲，他们还在那儿爬山路，两个悲愁的身影和一束黄花。
当我黄昏又回荷西的身畔去时，看见父母亲的那束康乃馨插在别人的地方了，那是荷西逝后旁边的一座新坟，听说是一位老太太睡了。两片没有名牌的黄土自然是会弄错的，更何况在下葬的那一刻因为我狂叫的缘故，父母几乎也被弄得疯狂，他们是不可能在那种时刻认仔细墓园的路的。
“老婆婆，花给了你是好的，请你好好照顾荷西吧！”
我轻轻的替老婆婆抚平了四周松散了的泥沙，又将那束错放的花又扶了扶正，心里想着，这个识别的墓碑是得快做了。
在老木匠的店里，我画下了简单的十字架的形状，又说明了四周栅栏的高度，再请他做一块厚厚的牌子钉在十字架的中间，他本来也是我们的朋友。
“这块墓志铭如果要刻太多字就得再等一星期了。”他抱歉的说。
“不用，只要刻这几个简单的字：荷西·马利安·葛罗——安息。”
“下面刻上——你的妻子纪念你。”我轻轻的说。“刻好请你自己来拿吧，找工人去做坟，给你用最好的木头刻。这份工作和材料都是送的，孩子，坚强呵！”
老先生粗糙有力的手重重的握着我的两肩，他的眼里有泪光在闪烁。
“要付钱的，可是一样的感谢您。”
我不自觉的向他弯下腰去，我只是哭不出来。
那些日子，夜间总是跟着父母亲在家里度过，不断的有朋友们来探望我，我说着西班牙话，父母便退到卧室里去。窗外的海，白日里平静无波，在夜间一轮明月的照耀下，将这拿走荷西生命的海洋爱抚得更是温柔。
父亲、母亲与我，在分别了十二年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便是那样的度过了。
讲好那天是早晨十点钟去拿十字架和木栅栏的，出门时没见到母亲。父亲好似没有吃早饭，厨房里清清冷冷的，他背着我站在阳台上，所能见到的，也只是那逃也逃不掉的海洋。
“爹爹，我出去了。”我在他身后低低的说。
“要不要陪你去？今天去做哪些事情？爹爹姆妈语言不通，什么忙也帮不上你。”
听见父亲那么痛惜的话，我几乎想请他跟我一起出门，虽然他的确是不能说西班牙话，可是如果我要他陪，他心里会好过得多。
“哪里，是我对不起你们，发生这样的事情……”话再也说不下去了，我开了门便很快的走了。
不敢告诉父亲说我不请工人自己要去做坟的事，怕他拚了命也要跟着我同去。
要一个人去搬那个对我来说还是太重的十字架和木栅栏，要用手指再一次去挖那片埋着荷西的黄土，喜欢自己去筑他永久的寝园，甘心自己用手，用大石块，去挖，去钉，去围，替荷西做这世上最后的一件事情。
那天的风特别的大，拍散在车道旁边堤防上的浪花飞溅得好似天高。
我缓缓的开着车子，堤防对面的人行道上也沾满了风吹过去的海水，突然，在那一排排被海风蚀剥得几乎成了骨灰色的老木房子前面，我看见了在风里，水雾里，踽踽独行的母亲。
那时人行道上除了母亲之外空无人迹，天气不好，熟路的人不会走这条堤防边的大道。
母亲腋下紧紧的夹着她的皮包，双手重沉沉的各提了两个很大的超级市场的口袋，那些东西是这么的重，使得母亲快蹲下去了般的弯着小腿在慢慢一步又一步的拖着。
她的头发在大风里翻飞着，有时候吹上来盖住了她的眼睛，可是她手上有那么多的东西，几乎没有一点法子拂去她脸上的乱发。
眼前孤伶伶在走着的妇人会是我的母亲吗？会是那个在不久以前还穿着大红衬衫跟着荷西与我像孩子似的采野果子的妈妈？是那个同样的妈妈？为什么她变了，为什么这明明是她又实在不是她了？
这个憔悴而沉默妇人的身体，不必说一句话，便河也似的奔流出来了她自己的灵魂，在她的里面，多么深的悲伤，委屈，顺命和眼泪像一本摊开的故事书，向人诉说了个明明白白。
可是她手里牢牢的提着她的那几个大口袋，怎么样的打击好似也提得动它们，不会放下来。
我赶快停了车向她跑过去：“姆妈，你去哪里了，怎么不叫我。”
“去买菜啊！”母亲没事似的回答着。
“我拿着超级市场的空口袋，走到差不多觉得要到了的地方，就指着口袋上的字问人，自然有人会拉着我的手带我到菜场门口，回来自己就可以了，以前荷西跟你不是开车送过我好多次吗？”母亲仍然和蔼的说着。
想到母亲是在台北住了半生也还弄不清街道的人，现在居然一个人在异乡异地拿着口袋到处打手势问人菜场的路，回公寓又不晓得走小街，任凭堤防上的浪花飞溅着她，我看见她的样子，自责得恨不能自己死去。
荷西去了的这些日子，我完完全全将父母亲忘了，自私的哀伤将我弄得死去活来，竟不知父母还在身边，竟忘了他们也痛，竟没有想到，他们的世界因为没有我语言的媒介已经完全封闭了起来，当然，他们日用品的缺乏更不在我的心思里了。
是不是这一阵父母亲也没有吃过什么？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过？
只记得荷西的家属赶来参加葬礼过后的那几小时，我被打了镇静剂躺在床上，药性没有用，仍然在喊荷西回来，荷西回来！父亲在当时也快崩溃了，只有母亲，她不进来理我，她将我交给我眼泪汪汪的好朋友格劳丽亚，因为她是医生。我记得那一天，厨房里有油锅的声音，我事后知道母亲发着抖撑着用一个小平底锅在一次一次的炒蛋炒饭，给我的婆婆和荷西的哥哥姐姐们开饭，而那些家属，哭号一阵，吃一阵，然后赶着上街去抢购了一些岛上免税的烟酒和手表、相机，匆匆忙忙的登机而去，包括做母亲的，都没有忘记买了新表才走。
以后呢？以后的日子，再没有听见厨房里有炒菜的声音了。为什么那么安静了呢，好像也没有看见父母吃什么。“姆妈上车来，东西太重了，我送你回去。”我的声音哽住了。
“不要，你去办事情，我可以走。”
“不许走，东西太重。”我上去抢她的重口袋。“你去镇上做什么？”妈妈问我。
我不敢说是去做坟，怕她要跟。
“有事要做，你先上来嘛！”
“有事就快去做，我们语言不通不能帮上一点点忙，看你这么东跑西跑连哭的时间也没有，你以为做大人的心里不难过？你看你，自己嘴唇都裂开了，还在争这几个又不重的袋子。”她这些话一讲，眼睛便湿透了。
母亲也不再说了，怕我追她似的加快了步子，大风里几乎开始跑起来。
我又跑上去抢母亲袋子里沉得不堪的一瓶瓶矿泉水，她叫了起来：“你脊椎骨不好，快放手。”
这时，我的心脏不争气的狂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