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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现在就带你们去吧。”吴妈妈说。
“嘉年华会呢？”我问。
“再晚些去也可以，他们开始的晚。”
我实在是怕累了长辈，心中不安的很，不能去风景区打一个转就走，好给他们周末安静休息，可是以后尚有嘉年华会在等着呢！
一路上大使风趣不断，迷人的谈吐却偏是一付淡然的样子，与吴妈妈的另一份活泼，恰好是一个对比。
美丽的月谷拍完照片，又去了高尔夫球场。
“这是世界最高的球场，拍一张照片吧！”大使说。
“在这打球，阻力也是少的。”
听见大使这麽说，我笑了起来，好多天在这片高原上，事实已不太喘，常常忘了自己位置。
那辆潇潇洒洒的小吉普车，终于开到军校里去，校长为了这个嘉年华会，特别在请贴之外又附了一封信给大使，非来不可的。
那时侯，我悄悄的看大使，怕他觉得累，已经是下午五点半钟了。
进入礼堂内，主人当然在，另有此地的内政部长，省长，市长，将军和一大群带了眷属的人，气氛很轻松，衣着也随便，因是嘉年华会。
吴妈妈十二分的活跃而有人缘，马上被省长拉了去跳舞，她步伐轻，身体灵活，是全场视线的中心。
大使在此地朋友之多，看的出过去五年来在外交上所付出的努力。
虽然我知大使夫妇陪着我们一下午，实在也累了，可是场中两个人的好风采一样怡然，那些玻利维亚的友人又是多麽的爱他们。
“作这种工作太辛苦了，平日国家大事已经够重了，周末不能在家休息，还得来这联络感情——”我望着场中跳舞的吴妈妈叹了口气。
当然这句话是用中文跟米夏说的，旁边坐着的内政部长听不懂。
“他们合适，不看大家如何的欢迎你们的大使夫妇——”米夏笑着说。
这时拉巴斯的市长走了过来，我放下米夏的谈话，与市长说起他的城市来，将这份欣赏不保留的倾诉给他。
市长听了我的谈话，一再问我何时离去，我说次日便要走了。
不知他回去却给我安排了电台的访问。
夜来了，大使带着我们想离去，吴妈妈却被主人硬留下来，不肯我们没有吃饭便走。
那是一顿丰盛的玻利维亚菜和美酒，四周的人，对我亲切自然，一家人似的没有距离。
回去时夜已深了，我们走过深蓝天空下的军校操场，眼看别离又临，对于这一对长者更加付出了一份亲密，那时凉凉的青草地上已经沾满了夜露。
一是与大使夫妇的相处，学到的东西并不能诉诸笔墨，那是一种无形的感化和熏染，是一个人的风度言谈里自然流露出来的学问，亲近这股汩汩的气质，是不可能空手而回的。
次日早晨又与吴妈妈打了电话才上街去，回来时两本忘在吉普车上的书籍放在旅舍柜台上，必是大使来过了。
接受了电台的访问之后，匆匆跑去使馆，再见丁虹姐姐一面。
丁姐姐一个人在玻利维亚，想来亦是寂寞，可是她是那种懂得安排生活的人，并不太需要别人过多的挂心。
丁姐姐坚持要带米夏与我去吃最后一顿饭，又找了一个十三岁的中国小朋友作陪。
“不跟你客气，要去中国饭店内吃豆腐。”我说。
丁姐姐只要我肯吃，哪有不答应的，饭店内叫了一大堆菜，也算是份难忘的记忆吧。
夜间的拉巴斯是那麽的宁静平和，在那多树的街道上谈话，散步，呼吸着完全没有污染的空气，走过一幢一幢透着灯火的小楼，我禁不住为自己的离去，留下了深深的怅然。
第二日早晨离去之前，与张文雄先生通了电话：“张先生，不与你说再见是不能走的，再见了，谢谢一切，希望以后再见！”
旅馆看柜台的男孩子追了出来，喊了一声：“快回来，一定要快回来！”便呆住了，好似哭似的。
玻利维亚，我深爱的国家，在这，我得了自己同胞的情分，也得了你们珍贵的友谊，但原再回来，重温一次如此的温馨和爱。
我的小读者们，玻利维亚的时光太匆忙，你们要求的座谈会来不及安排，亦是使我难过。
中国的好孩子，虽然身在异国，但是中文永远不要放下，这份美丽的文化，将是终身的享受和珍宝，天涯海角，我们彼此鼓励纪念吧。
——选自三毛散文集《高原的百合花》
我的写作生活
——谈话记录之二
晚上七点半。外头是倾盆大雨。
在耕莘文教院的讲堂里，原只安排两百个的座位，却挤了不下六百人，大门口是怎么都挤不进去了。文教院的陆达诚神父陪着主讲人三毛女士在前头领路，嘴里一迭声嚷着：
“对不起，请让路！请让路！”
三毛依然长发披肩，黑色的套头毛衣下是件米色长裙，脸上有着淡淡的妆，素净中更透着几分灵秀。瞧着讲堂中拥挤的情况，三毛紧张了，直问人：“我要不要带卫生纸上台？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我怕我自己会先‘下雨’。”三毛是担心面对这么多人演讲时，说着说着会控制不了情绪而流泪，她却说成“自己先下雨”，倒教旁人先笑开了。
站在讲台上，三毛用一贯低低柔缓的声调，对满堂或坐、或站、或席地的朋友说：“没想到我在台湾有这么多的朋友，尤其今晚外头的雨这么大。”然后三毛就开始演说今晚的讲题：我的写作生活。
下雨天看到这么多朋友真好
各位朋友：
很抱歉今天晚了一刻钟才开始，我是很守时的人，刚刚我一直在等陆神父来带我。
最近我的日子过得很糊涂，一直记不清是哪一天要演讲，直到前天有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后天在耕莘文教院见。
我吓了一跳，不过，我那时想，没关系，大概只有二十个人。
可以随便说说，可是没想到我在台湾有这么多的朋友。
今天又在下雨，听说这一阵台北不是雨季，可是我回来以后，发觉总是在下雨。我以为今天不会有那么多朋友来，看见你们，我很怕，一直想逃走。
希望我的话对各位不会有不好的影响过去我教过书，常上讲台，但教书的时候有课本，现在跟各位说话没有课本，我担心今天随口所说的，对各位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我特别要提出一位年轻读者的来信，做为今天这个谈话的开始。刚回台湾时，我收到一位高中女生的来信，我记不得她的名字了，这位读者说她在初三的时候，因为升学压力太重而想自杀，在那个时候，她看了我的书，因而有了改变，我不知道她有什么改变，可是她一直说是我的书救了她。我觉得这个孩子有点“笨”，因为，任何一本我的书都救不了你，只有自己可以救自己，别人不能救你的。她说她现在已是高中生了，而最近我丈夫的去世，她说她觉得人生还是假的，她还是要死。我收到这封信好几个月了，一直不知怎么回信，可是我很挂念这位朋友，因为她的信写得很真诚。希望她还是把我忘记吧，因为这是一个不好的影响。
不知道这位朋友今天有没有在场，或是有她的朋友，请转告她，信收到了，并请她千万不要灰心，因为别人的遭遇毕竟不是发生在她身上。
从未立志做作家，倒曾下过决心要当画家的妻子今天的讲题是“我的写作生活”，我实在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别人把我当作家看，这种改变，使我很不习惯，而且觉得当不起。作家应该是很有学问或是很有才华的人，我呢，做了六年的家庭主妇，不曾是专业作家，以后也不会是。
我从来没有立志要做作家。小时候，父母会问，师长会问，或者自己也会问自己：长大了要做什么？我说就要做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太太。“有没有对象呢？”他们会问，我说：
“有的。”“是谁呢？”“就是那个西班牙画家毕卡索！”因为小时候，我很喜欢美术。以后，写作文的时候，我总说要做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妻子，并没有说自己要成为艺术家。我的功课不行，数学考零分，唯一能做得好的只有国文，班上同学大约有十个人的作文是我“捉刀”的小时候，数学成绩很不好，常常考零分，有一次考得最高分是五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应该也是零分才对。我的作文好，小学五年级时参加演讲的演讲稿是自己写的，每次壁报上一定有我的作品，我的家庭很幸福，可是有一次，我把老师感动得流泪了，因为我告诉他我是孤儿，还写了大约有五千字的《苦儿流浪记》。
进了初中以后，班上同学大约有十个人的作文是我写的。
因为他们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