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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问…”
他怏怏不乐地摇摇头。
他似乎也有一种委屈的感受。首先是为死去的父亲不平。他记得父亲是多么热爱斯大林！——不消说，超过对他自己的爱（父亲从来不为自己谋求什么）。也超过对列宁的爱。而且无疑超过对妻子和儿子的爱。提起家庭时他可以心平气和、谈笑风生，可是，提起斯大林时他却从来不是这样，他的声音都会发抖。斯大林的像，一张挂在父亲书房里，一张挂在吃饭间里，还有一张挂在孩子房间里。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始终看到墙上那两道浓眉、那浓密的胡髯、那庄重的面容，这面容似乎永远与恐惧和轻浮的欢乐无缘，其全部感情都压缩在一双黑眼睛的丝绒般的光泽中。还有，斯大林发表的每一次讲话，父亲都总是自己先从头到尾读过，然后选几段念给孩子们听，给他们讲解：这里，思想是多么深刻，阐述得多么精辟，而且，用的是多么纯正的俄语。后来，父亲已经去世，瓦季姆也长大了，他才开始感到那些讲话的语言似乎淡而无味，而思想一点也不凝练，倒是可以用简短得多的方式表达，像原先那样的篇幅本来是可以包含更多的思想的。他心中那么想，嘴上却怎么也不会说。他觉得，口头上还是以表达从小养成的崇敬之情较为合乎道理。
伟人逝世的那一天，瓦季姆还记忆犹新。老年人、青年人。孩子们都哭了。姑娘们号啕大哭，小伙子们默默地抹着眼泪。从泪水汇成的这片汪洋大海来看，似乎不是死了一个人，而是整个宇宙裂开了一道缝隙。给人的感觉是，纵使人类能熬过这一天，继续存在的日子也不会太久。
可是到了两周年的时候，连表示悼念的黑框也没有花费油墨印上。甚至找不到这样一句普通的温暖的话：“两年前与世长辞……”而上次大战中无数战士正是喊着那个人的名字冲锋陷阵，作为他们说完人生的最后一句话而倒下的。
倒不是仅仅由于瓦季姆从小受到了那样的教育（习惯他能够改变），而是全部理智要求他考虑，对这位死去的伟人应当表示敬意。那伟人是光明的化身，他放射的光辉让人确信明天不会脱离先前的轨道。他提高了科学的地位，提高了学者的地位，把他们从工资、住房等琐事中解放了出来。科学本身也要求他的稳定性、他的一贯性：即使明天也不要出现任何动荡，不要迫使学者们分散精力，脱离他们那最有贡献。最有意义的工作，而去处理社会结构方面的一些纷争，去教育低能儿，去说服笨蛋。
瓦季姆心情忧郁地拖着自己的那条病腿回到床位上去。
这时恰雷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带着一提兜吃的东西。他把各种食品—一放进自己的床头柜里，那床头柜是放在另一边，不是放在靠鲁萨诺夫这边的通道头上，他一边放一边谦和地笑着说：
“趁胃还没切除的这最后几天能吃就吃！要不，往后光剩下肠子，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鲁萨诺夫真是无限羡慕恰雷：这才是乐观主义者！这才是好样的！
“醋渍番茄……”恰雷继续在往床头柜里放食品。他用手指直接从瓶子里捞出一只来吞了下去，眯缝着眼睛说：“啊，真棒！……
嘿，还有小牛肉。煎得多嫩，一点也不干硬。”他碰了碰，舔舔指头。“好一双女人的巧手！”
“这么说，您无疑是本地人，’他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
“不，我不是本地人。我只是经常到这里来出差。”
“那就是说，您爱人在本地？”
但这话恰雷没听过去，他把空提兜拿走了。
回来后，他打开床头柜，眯缝起眼睛往里面瞧了瞧，又吞下一只番茄，接着就关上了柜门。得意地晃了晃脑袋。
“喂，刚才咱们讲到哪儿啦？现在接着来。”
在这段时间里艾哈迈占已找到了第四个牌友——楼梯上的一个哈萨克青年。其时艾哈迈占正坐在自己床上，用俄语加上手势绘声绘色地向这个哈萨克青年讲述，我们俄国人怎样把土耳其人打得狼狈逃窜（昨天晚上他到另一栋楼去看了电影《攻克普列文》。现在他俩都走过来，又把那胶合板安放在两张床铺之间，兴致比刚才更高的恰雷，用一双灵巧的手迅速地理着纸牌，让他们看各种样板：
“就是说，刚才讲到富尔，对吗？富尔就是手中的牌正好凑到三张同点，再加一个对子。懂了吗，车臣人？”
“我不是车臣人，”艾哈迈占摇了摇头，不过并没生气。“参军以前我才算是车臣人。”
“那好。接下来是同花。这就是指5张牌都是同一花色。再往下是4张同点，第五张随便什么都可以。然后是小同花顺子。就是同一花色的顺于牌，从9到K。瞧，就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还有大的，叫大同花顺子……”
并不是一下子就能什么都明白，不过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要他们相信，在玩的过程中会更清楚是怎么回事。而主要的是，他如此好心好意地讲解，讲得那么亲切，口齿那么清楚，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由衷感到温暖。这样一个可亲可爱的人，这样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医院的大病房里遇到！瞧，他们围坐在一起，形成一个多么团结友好的集体，这样一小时接一小时地玩牌，每天都可以玩下去，何必去想疾病呢？何必去想其他不愉快的事情呢？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是对的！
鲁萨诺夫刚想预先说明：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牌的打法时，不赌钱，——忽然门口有人问：
“谁是恰雷？”
“我是恰雷！”
“到楼下去，您妻子来了！”
“呸，这娼妇！”马克西姆嫩得罗维奇并无恶意地华了一口，“我对她说过了，星期六不要来，星期日来。差点儿没撞车！……
咯，对不起，弟兄们。”
牌又没玩成，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走了，而艾哈迈占和那个哈萨克青年把牌先拿去复习，练着玩。
于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又想起了肿瘤和3月5日，从角落里感觉到猫头鹰那不以为然而又紧盯不放的目光，可是转过身去，却看到啃骨者睁着的眼睛。这人根本没有睡着。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这段时间里根本没睡，当鲁萨诺夫和瓦季姆寨寨奉寒翻阅报纸和窃窃私语的时候，他每句话都听见了，故意不睁开眼睛。他很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听听瓦季姆怎么说。现在他已用不着把报纸拿过来打开看了，一切都已清清楚楚。
又突突地跳起来了。心突突直跳。心在揭一扇铁门，这门本来永远不会打开，可是现在却发出了一种轧轧的响声！居然还颤动了一下！环扣上的铁锈也开始散落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对于从自由人那里听到的情况怎么也无法想像：两年前的这一天老年人哭，姑娘们也哭，整个世界如丧考批。对他来说，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因为他记得他们那里当时的情景。那天忽然不放他们出去干活，营房的门锁也不打开，就那么把他们关在里边。营区外面的广播喇叭本来随时都听得见，这天却关掉了。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说明头儿们不知所措，好像是大祸临头。而头儿们有了祸殃，犯人们喜在心上！不用出工，躺在床上，饭自会送来。起初大伙尽睡大觉，后来觉得蹊跷，再后来就弹吉他，弹班杜拉，串床铺窃窃私议。囚犯们不论被关到什么偏僻的地方，事情的真相总是会渗透进去！或者通过切面包的女人，或者通过开水房，或者通过伙房。这样也就渐渐传开去，传开去！起初还不太肯定，而只是在营房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偶尔坐到床铺上：“喂，伙计们！看来，凶神盖床单啦……
“你说什么？？？”——“我怎么也不会相信！”——“我倒是完全相信广——“早就到时候了！”于是，大伙大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吉他弹得更响了，三弦琴也弹得更响了！可是，整整一天一夜没打开过营房门。第二天早晨，在西伯利亚还很冷，全劳改营的人都奉命出去列队，一个少校、两个大尉和几名中尉全都到场。由于伤心脸色发黑的少校开始宣布：
“我怀着深切的悲痛……告诉你们……昨天，在莫斯科
囚犯们那皮肤粗糙、颧骨突起、丑陋不堪的黑脸开始呲牙咧嘴地现出怪相，他们差点儿没公开欢呼。看到这种即将笑出来的面部表情，少校暴跳如雷地命令道：
“帽子！摘下来！！”
于是几百名囚犯在刀刃上犹豫不定：不搞吧，暂时还不可能；摘掉吧，实在是违心和委屈。然而就在这时，营里擅长恶作剧的那个天生幽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