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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吧，有媚笑，有冷笑，有无聊的笑，有自傲的笑，有假笑，有狂笑，有敷衍的笑；可是，谁能说清楚了什么是真笑？大概根本就没有所谓真笑这么回事吧？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笑呢？笑的文艺，笑的故事，只是无聊，只是把郑重的事与该哭的事变成轻微稀松，好去敷衍。假若人类要想不再退化，第一要停止笑。所以我不准爱弥耳笑，也永不给他说任何招笑的故事。笑是最贱的麻醉，会郑重思想的人应当永远咬着牙，不应以笑张开嘴。爱弥耳不会笑，而且看别人笑非常的讨厌。他既不哭，也不笑，他才真是铁石作的人，未来的人，永远不会错用感情的人，别人爱他与否有什么要紧，爱弥耳是爱弥耳就完了。
到了他六岁的时候，我开始给他抽象的名词了，如正义，如革命，如斗争等等。这些自然较比的难懂一些，可是教育本是一种渐进的习染，自幼儿听惯了什么，就会在将来明白过来，我把这些重要深刻的思想先吹送到他的心里，占据住他的心，久后必定会慢慢发芽，象把种子埋在土里一样，不管种子的皮壳是多么硬，日子多了就会裂开。我给他解说完了某一名词，就设法使他应用在日常言语中；并不怕他用错了。即使他把“吃饭”叫作“革命”，也好，因为他至少是会说了这么两个字。即使他极不逻辑的把一些抽象名词和事实联在一处，也好，因为这只是思想还未成熟，可是在另一方面足以见出他的勇敢的精神。好比说，他因厌恶邻家的二秃子而喊“打倒二秃子就是救世界”，好的。纵使二秃子的价值没有这么高，可是爱弥耳到底有打倒他的勇气，与救世界的精神。说真的，在革命的行为与思想上，精神实在胜于逻辑。我真喜欢听爱弥耳的说话，才六七岁他就会四个字一句的说一大片悦耳的话，精炼整齐如同标语，爱弥耳说：“我们革命，打倒打倒，牺牲到底，走狗们呀，流血如河，淹死你们……”有了他以前由言语得来的正确知识，加上这自六岁起培养成的正确意识，我敢说这是个绝大的成功。这是一种把孩子的肉全剥掉，血全吸出来，而给他根本改造的办法。他不会哭笑，象机器一样的等待作他所应作的事。只有这样，我以为，才能造就出一个将来的战士。这样的战士应当自幼儿便把快乐牺牲净尽，把人性连根儿拔去。除了这样，打算由教育而改善人类才真是作梦。
在他八岁那年，我开始给他讲政治原理。他很爱听，而且记住了许多政治学的名词。可惜，不久他就病了。可是我决没想到他会一病不起。以前他也害过病，我总是一方面给他药吃，一方面继续教他工作。小孩子是娇惯不得的，有点小病就马上将就他，放纵他，他会吃惯了甜头而动不动的就装病玩。我不上这个当。病了也要工作，他自然晓得装着玩是没好处的。这回他的病确是不轻，我停止了他的工作，可是还用历史与革命理论代替故事给他解闷，药也吃了不少。谁知道他就这么死了呢！到现在想起来，我大概是疏忽了他的牙齿。他的牙还没都换完，容或在槽牙那边儿有了什么大毛病，而我只顾了给他药吃，忘了细细检查他的牙。不然的话，我想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死，所以当他呼吸停止了的时候，我简直不能相信那能是真事！我的爱弥耳！
我没工夫细说他的一切；想到他的死，我也不愿再说了！我一点不怀疑我的教育原理与方法，不过我到底不能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我的弱点！可是爱弥耳那孩子也是太可爱了！这点伤心可不就是灰心，我到底因爱弥耳而得了许多经验，我应当高高兴兴的继续我的研究与试验；我确信我能在第二个爱弥耳身上完成我的伟大计划。
载一九三六年七月《文学》第七卷第一号
集外 裕兴池里
戴水晶墨镜的那个，我看出来，是尤二爷。
他们一共有五六个人，可不是一块儿来的。尤二爷和那个胡子是最先到的。尤二爷的脸真白。他知道自己的脸白，一会儿用手摸摸，一会儿摘下墨镜向镜子里扫一眼。他不是唱花旦的——他不会唱花旦的那种特别的笑法——可是有点儿象。他们都穿着丝袜子，虽然那个胡子至少也有五十多岁了；尤二爷看看吗，也就是三十四五的样儿。
裕兴池的伙计跟他们很熟：他俩的姓、住址、电话号码、吸什么牌的烟，龙井还是香片，他们都知道。他俩一进来，伙计好象忽然多出来几个；一向我不晓得裕兴池有这么多干活的。拿烟的拿烟，沏茶的沏茶，递手巾把的就是两个，打电话的打电话。他俩知道这些伙计小名儿，伙计也欢迎他们这样叫着。
烟茶来齐，电话还叫着，尤二爷把墨镜摘了放在桌上。叼着极细极长的烟嘴，话随着烟从嘴角钻出来：“五哥，我不在乎那几个钱；输了赢了的还算回事？！不在乎钱；牌品，我说的是牌品！早知道有他，我就不耍！”
五哥——那个胡子——已把丝袜子脱了，串着指缝：“没什么，赶明儿再凑一局，还约上他，圆过这个场；这么搁着也不象是回事，也没什么。”
“咱不在乎那几块子钱；哎，子元！”
子元进来了，穿着洋服，四十来岁，胖胖的，鼻子上满是笑纹；立好了向五哥和尤二爷鞠躬：“晚来一步！都有茶了？”
五哥赶紧停止串脚缝，用“原来当”的手递烟，子元双手去接：“啛，啛，”鼻子上的笑纹过了眼睛，上了脑门。“子元哥，”尤二爷拍着自己的木床，“这儿！昨天的那个碴儿……”
“就是。”
“我不在乎那点钱，讲的是牌品。”
“就是。”
“子元，”五哥串了下儿满意的，偷偷闻了闻：“得给他们圆上这个碴儿，老这么搁着也不象回事儿。”
“就是，五哥，那谁——”
“六条的电话叫来没有，小四儿？”五哥问。
“那谁——”
“叫不通。”
“先叫马科长那里！”
“那谁——”子元忘了下句，“可不是。”
“不在乎，”
“子元，”
尤二爷和五哥说到了一块。尤二爷嚷了：“五哥？”
“我刚要说这个，赶明儿咱们得圆上这个碴儿，别。”“五爷，电话！”
“马，马！”五哥忙着喝了口茶，忙着把烟头扔在地上，忙着又点上一支，一手提着裤衩，忙着慢慢的走了。“子元哥，常玩，还能在乎几块子钱？你昨天没加入，可是总该看见了：他那是怎么打呢？！我告诉你，子元哥，气得我一夜没睡好。”
“就是，五哥说得好，圆上这个碴儿。”
“咱不在乎那几，”
“得圆上，”
“子元，”五哥叫，“马科长跟你说话。”
“哟，你们二位，失陪，马科长电话，”子元向刚进来的两位立正鞠躬。
“子元，马科长，”
“是的，五哥。”
“华亭，孟康？”尤二爷拍着木床，“这边！我说，昨个那一场，一夜没睡，我！不在乎那几块钱；牌品，牌——”“五哥！！”华亭和孟康一齐立起来叫。
“坐！我说，咱们得给他们圆上昨天那个碴，这么搁着不象回事。”五哥坐下，手伸到裤衩里抓着。
“当然！！”华亭的声儿粗，孟康的声儿细，一齐这么说，合着音。
华亭是个一篓油，脸上湿漉漉的有层灰，象落上土的炒花生米；穿的很讲究，右手食指上戴着个半斤多重的金戒指；进来就脱衣裳，大模大样的展览肚子。孟康是个细高挑儿，长脖小脑袋，脸上发绿，眼上有两青圈，象个给唱鼓书的弹弦子的，腰带上系着长杆烟袋。
“五哥说得有理，”华亭高声的说，嗓子里带着点痰，“得圆上这一场。常在一块儿玩！”
“常在一块儿玩，”孟康的眼神不足，可是非常努力的转眼珠。“五哥对了，得圆上这个碴！”
“马科长，刚打来电话，说，今晚上都到他那儿去，再凑凑，也约上‘他’；二爷——”
“就是，”子元回来：“科长说晚上都到他那儿去，”“子元，听我的；我本来约大伙儿到我那儿去；既然马科长这么说，莫若今个先吃他，明天是我的。”
“我都好办，有吃儿就行，”华亭哈哈的笑起来，拉着痰丝。
“五哥，”尤二爷叫，脸上微微红了些：“我可是交待明白了，我可不为那几块钱；他太不够朋友！”
全不言语了。华亭用热手巾擦脸上的油灰，孟康转着眼珠扒袜子，子元的笑纹由鼻子上慢慢往下溜，咧着点嘴。五哥叫：“小四！李二闲着哪吗？刮脸！”
“叫李二，五爷叫！”小四的嗓子非常的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