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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是俄国人，他们的命运必然是这样。他们不可能逃脱为他们安排的命运。”闵驹看他的表。时间差不多是14点，两个客人还是什么也没订。服务员耐心地等着。
“厨房还有十分钟关门，”两个客人还一直在翻菜单，这时他说道，“我们在6点左右才继续营业。”
他们显然定下来了，要了蘑菇、竹笋和四川粉丝烩猪肉。
“这很辣。”服务员解释道。
“我们喜欢辣！”这个先生将菜单合上。“加啤酒两瓶。再来一杯茅台酒提提神。”
服务员去收款台开了单，将它递进厨房。然后他拿了一个托盘，托着它走到闵驹那里去，好像要去问候他。他向前稍稍弯腰，轻声说：“这不是德国人。他们的德语很奇特，发音很硬。”
“俄国人！”闵驹将两手交叉在腹部。“这一定是俄国人。我说了什么？这是我的感觉！宁林……”
“我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大佬。”
宁林站起来，走到五个人那里，又坐了下来。
饭菜很快就好了。邹树孔总是将一些标准菜准备在钵子里并加以保温——这里是肉块，那里是配菜用的蔬菜、蘑菇、粉丝、竹笋、豆芽、调料。菜单上有，他只需配制即成。
14点43分，两个俄国人——管他们是什么人——离开黑品官饭店，继续在城里步行。宁林悄悄地跟着他们，他与另一个三合会会员拉开几百米的距离，在两个俄国人闲逛的整个时间里都保持这样。
夏天，人们在冒着热气的城市里走路很容易口渴。两个被监视的人走进一个大啤酒店。跟踪他们的人远离他们就坐，但位置很有利，他能始终看得见他们。当他们中的一个人到后面盥洗室去时，这个监视者也同样急忙去厕所。可是那里不见俄国人。这个人到处乱转，他立刻离开盥洗室拉住一个服务员问道：
“哪里可以打电话？”
“后面！那里有电话亭。”
“谢谢。”
他的猜测得到证实。那个俄国人在一个电话亭里打电话，背对着玻璃门。他用大幅度的手势强调他所说的话。这个跟踪的人占着隔壁一间给黑品官饭店打电话。闵驹立即接电话，就像他在等着这个电话似的。
“一个人在打电话！”这个三合会会员匆匆地说道，“他讲得很激动。”
“他看见你了？”
“没有。可是他一定在报告重要的事。”
“你们继续在他们那儿！你们要隐蔽，可是要始终跟着他们。我相信你们的能力。”
“我们再用电话联系，大佬。”
一直到傍晚，这几个三合会会员就像影子一样粘着这两个人。他们看着他俩登上高速铁路列车，于是跟着他们一直到韦斯林。在那里他们看到这两个人进了一栋新建的公寓。短时间后三楼亮了灯。跟踪的人现在是四个，他们坐在韦斯林湖畔的一家饭馆里守候，一直从黄昏等到了漆黑的炎热的夏夜来临。
“这很好，”其中的一个三合会会员说道，“兄弟们，开始工作！”
他们付了帐，离开饭馆，再回到那栋公寓。在那里他们朝大门一挤——门只是虚掩着，没有出声就开了。
这四个人在黑暗中登上三楼，悄无声息，就像几只大猫……
刑事高级专员彼得·普罗布斯特第三次讯问严项的妻子——瑞士人安格拉。在13处PP的办公室里，她坐在他的对面。她穿着一身上等的黑色衣服，脸上略施淡妆。PP并不热切地希望从她身上得到某些新情况，但还想试一试。有时，有的人受到内心矛盾的折磨会打破沉默。他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一句老话：“水滴石穿”，这种办法常常会令人惊异地取得成果。
可是安格拉却是个很厉害的对手。对PP的每一个问题，她的回答都是老一套：
“我不知道。我躺在床上睡着了。不，我什么也没听见。是的，我丈夫将近两点半才打来电话。”
“严太太，这样我们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您把真情告诉我。”
“我已经说了三次。”
“您再说一次。”
“我啼哭，我完全瘫了，我根本不能再想。这不是很自然吗？”
“那您丈夫呢？”
“我将他拖到楼上后，他躺在床上，他的眼睛上盖着一块湿毛巾。”
“他没对您说过谁是作案人吗？”
“没有。我不认为……”
“什么叫：我不认为？”
“我的神经崩溃了，什么也听不到了。当严项说什么的时候——我什么也听不到了。”
“那您为什么早晨6点半才给医生，然后给凶杀侦缉处打电话？”
“我已经向您解释三次了：我丈夫要我这样办。”
“在这种不反抗的情况下，您也听从您的丈夫吗？而其他人的妻子都会……”
“其他人的妻子没有与严项结婚！我在我的婚姻中学会了尊重他的意愿。”
“即使关系到生与死，也是这样？您的丈夫或许会因伤而死。”
“您能猜测‘人的心态’，普罗布斯特先生？”
“我相信我了解人。我与人打交道的时间够长了。”
“你是作为警察，不是作为妻子。严项在我们婚前向我表白了他的生死观。在这以后他才问我：尽管这样，你还是愿意做我的妻于吗？”
“为什么尽管这样？”
“他爱生，可是他不怕死。这种想法与我们欧洲人完全不同。他认为死并不是不幸。即使失去了他的双眼，他也像丢了一个戒指一样能够忍受。‘我一说，你就喊医生和警察，’——这是他的命令，我就服从。我是个瑞士女人，可是严项要使我在精神上成为他的女人。这您能理解吗？”
“很难。”PP翻看严太太先前的陈述笔录。“您放弃了您自己的意愿？”
“是的。”
“为什么？”
“或许因为我是个守旧的人——我爱他！我把我的生命托付给了他。他主宰我。”
“啊，上帝！这可是在妇女解放的时代。”
“我表示同意——我极其守旧。这已经过时了！或者说得更贴切点：我在精神上已变成了守旧的妇女。”
“我们现在不要大谈精神分析学。问题是两个时间不对头！您的丈夫不是两点半左右遭突然袭击的，服务员也不是在这之前不久遭杀害的，而是在23点后不久！两个证人已经说了，那两个男子是在饭馆打烊前进入荷花饭店的——一个华人和一个跛得厉害的德国人。我们正在追捕这两个人。您丈夫当真没对您说……”
“我丈夫什么也没说。”安格拉将两手的手指交叉在一起。“您可以向我丈夫询问这两个可能作案的人。”
“他说他没看到。”
“那也对。我丈夫为什么要说谎呢？”
“您将来怎么打算？”
“我等到我丈夫出院。”
“您继续掌管饭馆？”
“不。”
“那么以后呢？”
“我们将把荷花饭馆卖掉。”
“卖给什么人？”
“卖给对此感兴趣又最肯出价钱的人。”
“卖了以后呢？”
“我们就迁出慕尼黑。”
“回瑞士？”
“不。我们或许到巴哈马群岛定居，或者在佛罗里达。这由严项来决定。”
“您害怕，不是吗？”
“我们想平平安安地度过我们的余生。一个眼睛被挖掉的人还能指望什么？”
“要复仇！”
“向谁？找到凶手是您的任务。如果您找到了他们，那么德国会惩办他们。我们现在只求安宁、安宁、安宁！”
由此可见，这次讯问也没有任何结果。彼得·普罗布斯特结束了这次谈话，让安格拉走了。这毫无意义，他自言自语。她知道的多得多，她肯定知道的多得多，可是她什么也不说。跟往常遇到的三合会凶杀案一样：害怕使舌头丧失了功能。我们是在用光头撞厚厚的城墙。在这种情况下砖头不会破碎，只有我们的脑袋才会开裂。那我们可要倒霉了——尽管我们将边境封锁起来，可是与犯罪组织有联系的人会像蚂蚁一样从每个缝里往里钻。
我们能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呢？
毫无办法。
PP唉声叹气。他想起设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刑事侦察局刑事犯罪侦缉处处长约瑟夫·盖斯德弗尔在一次情况汇报会上说过的话：
“我们认为在德国几乎每个华人开的餐馆老板都必须向三合会交保护费。问题只是：我们对此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不显眼，遍地都有，简直抓都抓不住。现在意大利黑手党在其组织方面发生了动摇，而各种三合会的活动在我们这里却在急遽增加。”
光在慕尼黑就有78家华人开的饭馆，而且经常还有新的开张。14K控制着所有饭馆——对警察来讲是看不到的——这正像它控制着药材买卖、赌博和卖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