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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国里，某一朝代……”我开始了差不多是第一百次地给他们讲，可是卓娅和舒拉就像第一次听这故事那样看着我。
有时候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放下工作，参加谈话，孩子特别高兴听他讲的故事。这常常是出他们意外的事。有时候孩子们似乎完全忘掉了我们：他们坐在屋角小声地议论着自己的事，忽然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倾听一会儿，推开了书，走近火炉，坐在矮矮的小凳上，把舒拉放在一个膝盖上，把卓娅放在另一个膝盖上，就不慌不忙地说：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起来一个这样的故事……”
孩子们的脸上马上现出幸福、好奇和急切的表情来：父亲要给讲什么吧？！
我记得这样的一回事。
孩子常听人们讲春季河水泛滥的事。在这些地方春水泛滥可不是儿戏：它能冲倒房屋，卷走牲畜，几天的工夫许多村子完全淹在水里。人们对我们这些新来到此地的人讲了不少关于当地的可怕的洪水的故事。
“那时候我们怎办呀？
”舒拉听了这些故事之后问卓娅。
“我们离开家呀。登上船我们就漂走了。或者我们跑到山上去。”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
“水来了就把什么都淹了……”卓娅好像冷了一样，哆嗦着说，“舒拉，你怕不怕？”
“你呢？”
“我不怕。”
“那么我也不怕。”
舒拉站起来，模仿着父亲，在屋子里慢慢地踱了一趟，然后很勇敢地补充说：
“让水来吧！我不怕。
我什么也不怕！”
这时候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说出了他习惯说的那句话：“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起来一个这样的故事。”于是他就对他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群麻雀落在矮树丛上，彼此辩论：禽兽里谁最可怕？
一个秃尾巴麻雀说：‘黄猫比谁都可怕。’去年秋天猫差一点抓住它。麻雀虽然拚命地逃跑了，可是毕竟尾巴叫猫给抓掉了。
另外一只麻雀说：‘男孩子们更厉害，他们拆窝，用弹弓子打……’第三只嘛雀争论着说：‘可以飞远一点躲避男孩子们呀！可是没有地方可以躲避鹞鹰。它比谁都可怕！’这时候一只很幼稚的、黄嘴的小麻雀，唧嘹一声（这时候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改用很细的声音学着小麻雀说）：
‘我谁也不怕！猫算什么，男孩子和鹞鹰我都不怕！我还想把它们都吃了呢！’正在它这样唧嘹的时候，一只什么黑色大鸟在小树林上空飞过去了，并且大叫了一声。麻雀们吓得魂不附体：有急忙飞了的，有藏在树叶下的，勇敢的小麻雀放下翅膀，惊慌失措地在草地上乱跑起来。这时候那只大鸟一边用长嘴啄着地，一边向小麻雀方向走去，可怜的小麻雀用尽所有的气力，往前跑，后来就钻进一个鼹鼠的洞里去。老鼹鼠正缩成一团在洞里睡觉。小麻雀更被吓坏了，但是它下了决心：‘反正我要吃不了它们，就让它们吃我吧！’于是它就往前一跳，用力啄了鼹鼠的鼻子一下子。鼹鼠莫名其妙地睁开一只眼睛说：
‘怎么回事呀？’（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闭着一只眼打了一个哈欠继续学着鼹鼠低音说）‘啊！你呀？大约饿了吧？给你谷粒儿，吃吧。’小麻雀害臊了，它对鼹鼠诉苦说：
‘黑鹞鹰要吃我！’鼹鼠说：‘哎，这个强盗！走，咱们跟它讲讲理去。’鼹鼠由洞里爬出来，小麻雀随在后边跳着。可是它很害怕，它又可怜自己，又懊悔：为什么当初自己假装胆大呀？鼹鼠由洞里爬出来，小麻雀也在它后面把啄子伸出洞外来，可是马上就吓掉魂了：那只大黑鸟就在它眼前落着，并且凶狠地瞪着它。小麻雀瞟了一眼，立刻就吓得晕倒了，黑鸟嘎地叫了一声，周围的麻雀就都大笑起来。原来这个鸟并不是鹞鹰，而是一只黑大姐……”
“乌鸦！”卓娅和舒拉同声说。“当然是乌鸦！”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继续说，“鼹鼠对小麻雀说：‘怎么啦，说大话的小东西，应该因为你说大话打你一顿！算了吧，你给我多送些粮食和一件过冬的皮袄来。有些凉了。’鼹鼠穿上皮袄就洋洋得意地吹起小曲儿来。但是小麻雀自己却很懊丧，它羞臊得无地自容，它藏到小树丛里，藏到最稠密的枝叶里边去了……”
“就是这样。”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沉默了片刻，补了这么一句，“现在你们喝牛奶，完了就躺下睡觉吧。”
孩子们懒懒地站起来。
“你讲的是我呀？”舒拉害臊地问。
“怎么讲你呀？讲的是麻雀。”父亲仅仅用眼睛微笑着回答说。
许多年以后，我偶然在阿列克赛·托尔斯泰全集里看到了这段童话。显然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童年，在儿童杂志里读过，他把它几乎一字不差地记住了。
擦不掉的印象
有一次卓娅问我说：“妈妈，为什么布尔马金的房子那么大，羊也那么多，还有许多马和牛啊？为什么他一个人什么东西都要这么多啊？可是鲁仁佐夫有那么多孩子，还有老奶奶、老爷爷，而房子却那么奇，那么小，不但没有牛，连一只羊也没有？”
这样，在我和卓娅之间就第一次谈到：什么是贫、什么是富和什么是不公平。
对６岁的孩子解答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很不容易。如果认真地给她解释这些事，就必须说到很多她还不能理解的事。可是生活逼着我们很快地又回到这段谈话上来。
这是在１９２９年。在我们区里富农打死了７个农村中的共产党员。这个消息很快地传遍了西特金村。７口棺材在街上运过的时候，我正在台阶上站着。乐队在灵柩后边走着，慢慢地，但是庄严地奏着“你们牺牲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了”。在乐队后边是洪流一般的送殡的群众，每个人的脸上都表现着哀恸和愤怒。
我忽然无意地看了我们的窗户一眼：卓娅的苍白了的脸紧贴着玻璃，她惊惧地看着街上。一秒钟后她跑到台阶上握着我的手，紧紧地靠着我，很久地张望着丧葬队伍的后影。
“为什么把他们打死了？富农是什么人呀？你是共产党员吗？爸爸是共产党员吗？不能把你们打死吗？杀人的凶手找着了吗？”
不只是卓娅，连小舒拉也不停地提这些问题。７个共产党员的殡葬，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擦不掉的印象。
……还有一桩忘不掉的事。
在西特金的农村俱乐部里，时常放映电影，我有时候也带着卓娅和舒拉到那里去。但是我和孩子们到俱乐部去并不是因为有电影吸引我们。
每次大厅里人满了的时候，总有一个人拉着长声问：“我们唱一段吧？”
于是马上有几个人同声回答：“唱一段吧！”
他们唱得很动人：激昂、热情，唱的多半是西伯利亚的老调和内战时期的歌。
在这些拉长了的豪放而流畅的调子里，复活了遥远的过去，在我们的眼前重现了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件和坚决勇敢的人们。
嗓音都是沉重和有力量的。在这和谐的大合唱团里，有一个嘹亮的青年男高音特别清楚，有时候也许是一个真正的西伯利亚原野居民特有的雄壮的男低音，像浪涛一般地奔鸣着，他们那样真诚动人，有时候令人不能不流出眼泪来。
卓娅、舒拉和大家一起唱。我们特别喜欢一个歌。现在我不记得全部歌词，只记得调子和词的最后四行：
黑夜过去了。吹着柔和的微风。
晴朗的阳春到来了。
在黎明的温暖的阳光下，青年游击队员牺牲了。
男子的低音缓慢地，悲哀地重复着：
在黎明的温暖的阳光下，青年游击队员牺牲了……
远行
一年过去了。春季并未发生水灾，孩子们在知道了他们无须逃往山上的时候，似乎很失望。他们心中曾深深地希望河水把一切都冲毁了，淹没了，而他们就驾着一叶小舟或徒步逃到山上去，信步漫游，期望遭逢各种奇遇。
大地重新披上了绿衣，芳草中出现了鲜艳的野花。在５月里，我接到娥丽嘉姐姐和谢尔杰哥哥由莫斯科寄来的一封信。
他们在信里写道：“你们到莫斯科来吧，暂时和我们住在一起，以后你们再找工作和住所。我们很想念你们，我们想和你们见面，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叫到这里来。”
我们也很想念故乡和亲人，学年刚一终了，我们就离开西伯利亚。我们决定暂时把孩子们送到杨树林村外祖父和外祖母那里去。
又是熟悉的宽阔的道路，长满了黑麦的田地，村边的峡谷，菜园中孤单的白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