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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信是不相识的人，黑海舰队的战士们写的。他们想在我的痛苦中支持我，他们称呼卓娅为妹妹，并立誓为卓娅报仇。
从此邮局每天给我送来信。由什么地方寄来的都有！由各战线，由全国各地向我和舒拉伸出了那么多温暖的友好的手，那么多颗心转向了我们。儿童，成人，在战争中丧失了自己的儿女的母亲，被法西斯杀掉了父母的孩子和现在在战场上战斗着的人们都给我写了信，似乎他们全想分担一部分我们的悲伤。
我和舒拉受的伤太严重了，任何医药也治不好这个伤。但是，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表示这个。每封信里洋溢着的热爱和同情心却温暖了我们，在自己的灾难里我们不是孤单的，多少人想用自己的亲切的话来安慰我们，减轻我们的痛苦。这对于我们真是宝贵，真能使我们得到鼓励！
在我接到第一封信之后不久，有人轻轻地好似胆怯地敲着我们的房门，随着就走进来一位不相识的姑娘，她的身材很高，稍瘦，脸上肤色微黑，头发剪得很短，两只大眼，只是不是灰色的，而是蓝色的。这一切就使我想起卓娅来。她羞涩地站在我前边，手里揉搓着头巾。
她羞怯地，由睫毛下看着我说：“我是由军需工厂来的，我……我们青年团员们……我们全体请求您！请您参加我们的团员大会……并且给我们讲话。我们请求您，请求您！我了解这对您是一件很难的事，可是我们……”
我对她说了，我不能讲话，但是我一定到会。
第二天傍晚我到工厂去了。它设在莫斯科郊区，周围的很多建筑大半遭到了破坏。
向导看出我心中的疑问，就对我简单地解答说：“落下一枚炸弹，着火了。”
我们走进工厂俱乐部的时候，大会已经开始了。首先我看见的是卓娅的像片，她正由主席台后边墙上看着我，我悄悄地在旁边坐下听着他们。
讲话的是一个青年，差不多是半大孩子。他说已经第二个月计划未能完成了，他的态度很气愤，很激动。以后一个年龄较大些的登台说，熟练的人在车间里一天比一天少，现在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学徒们身上了。
这时台下有一个人喊着说：“可是多么冷呀！车间比冰窖并不强！手都往铁上粘！”
我的向导猛然转身向他喊道：“你真不害臊！问问良心吧！”
我出乎自己意料地站起来了，并请求了许可我发言。他们请我登上不高的讲坛。在我向前走着的时候，像片上卓娅的眼睛始终正视着我，现在卓娅的像已经在我背后，稍微旁侧，好像她站在我肩后看着我。但是我没讲关于她的事。
我说：“你们的兄弟，你们的姊妹在前线上，每天、每小时都牺牲自己的生命，列宁格勒忍受着饥饿……每天都有人们牺牲在敌人的炮弹下……”
不，我不回忆在那时候我说的话了，我不记得那些话了，可是注视着我的青年们的眼睛证实了：我说的正是需要说的话。
以后他们简短坚决地回答了我。
“我们一定更猛烈地加紧工作。”第一个在台上讲话的人说。
“我们用卓娅的名字命名我们这一小组。”另一个人说。
一个月以后那个工厂里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听到电话里说：“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我们现在已经超额完成计划了。”
这时我才了解：如果让痛苦把自己征服，那就是有辱卓娅的精神。不能屈服，不能倒下，不能死，我没有权利绝望。
需要活下去，需要为将来、为自己人民的幸福而斗争。
在很多人面前向着群众讲话，对我是一件很难的事。可是当请求我去的时候，我也不能拒绝，而且这样的请求逐渐频繁起来了。我不敢拒绝，因为我明白了：如果我的话能有帮助，如果我的话能达到人们的心里，能达到青年的心里，如果我能在对敌人做的伟大斗争里贡献虽然不多的力量，那么，我就应该做这个。
“祝我一路平安吧！’
“你往哪里去了，舒拉？为什么耽误这么久哇？”
“哎，妈妈，请你原谅，不能再早了。”
舒拉回家来一天比一天更晚了。他被什么事激动了，他时常集中精神地考虑着什么事。什么事？为什么他不对我说……我们没有互相追问的习惯。如果谁愿意说出自己的心事来，他就自己说，在我们家里一向是这样。为什么现在他不说呀？发生什么事啦？我们这里还能发生什么事呀？可能是由杨树林寄来信啦？可能老人有病啦？……今天舒拉回家后，我要好好地问问他。
当我拂拭桌案的时候，忽然无心地把一张被遗忘了的纸片拂掉在地下了。我弯腰拾起来。在纸上是舒拉的笔迹录下来的关于一位坦克驾驶员的诗，那个驾驶员也像加斯泰洛上尉一样，在最后一刹那把自己的被火焰包围了的坦克开向敌人去了：
看他驰越陡峭的壕沟所向无敌地猛闯着，浓烟在他的尾后随风旋腾着。
他出现在这里，那里，像复仇者在仇人群中那样，追歼那些跑的逃的。
在战场上，在狭窄的十字路口，飞扬着雪烟，在坦克的轮齿之下辎重车带着响声破碎了。
他越过壕沟猛冲着，眼前晃着斑点，他所获得的土地，他不能放松……
你可以在火焰里根据永恒光荣的颜色，根据镌在坚甲上的五角星认出他来。
我读完了这首诗，忽然就知道了一向我不敢想的事：“舒拉要走。他要上前线，并且无论什么也拦不住他。他对我还什么也没说，一句话也没告诉我，并且他还未满１７周岁，但是我知道：他一定要走。
我并没想错。有一天下午我回家来，我还在走廊里就听见了喧吵的谈话，打开门后我看见５个人在一起坐着：舒拉、瓦洛嘉·尤里耶夫、沃洛嘉·奇托夫、聂杰里柯和尤拉·布娄多，每人嘴里衔着一支烟，屋里烟雾腾腾。在这以前我向来没有见过舒拉吸烟。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只问了一句。
“将军还亲自请我们吸烟哪。”舒拉很快地，好像拿定主意了似地回答我，“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就要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坦克学校去了，我们已经被录取了。”
我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了……
舒拉在夜里坐在我的床边说：“好妈妈，你想想，请你想想吧！没有关系的人都给你写信说：‘我们一定替卓娅报仇。’可是我，亲弟弟，能留在家里吗？我有什么脸见人哪？”
我没说话。既然那会儿我没找到可以拦住卓娅的话，现在我又怎能找到什么话拦阻舒拉呢？……
１９４２年５月１日舒拉走了。
他指着自己的朋友这样说：“人们都不送他们，你也不要送我，好不好？不然的话，他们是要觉得委屈的。你就祝我一路平安吧。”
我恐怕我的声音不服从我，所以我仅仅默然地点了头。儿子又搂抱了我一次，热吻了我一次，就由屋里走出去了。砰一声房门关上了。这一次就完全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几天以后由杨树林寄来了信，父亲在信里写道：“母亲逝世了。她没能经得住卓娅死耗的打击。”
来自乌里扬诺夫斯克的消息
舒拉差不多每天给我写信。他和他的朋友们被编在一个班了，他玩笑地称呼这个班为“莫斯科第二○一校第十年级乌里扬诺夫斯克分班”。
他在最初的一封信里这样写着：“唉，妈妈，什么我也不会！连按规矩在行列里走步子都不会。比如，今天就踩了人家的脚后跟了。也不会给队长敬礼。为了这个人们不能夸奖我呀。”
光阴在过着。在另一封信里他写道：“我疲倦，睡不足，但是像野兽一样工作着。我已经很好地熟悉了步枪、手榴弹、七星手枪，日前我们到射击场演习由坦克里射击去了。我的初步成绩还算正常：由坦克里的炮和机枪射击４００和５００米距离的目标，我的成绩是‘好。’现在你认不出我来了：现在我会很好地给队长们敬礼了，走步子也走得漂亮了。”
在接近考试的时候，舒拉在每一封信里都恳求我：“妈妈，如果可能的话，你给找来一条宽皮带；如果更可能，找一副武装带。”几天以后仍是：“妈妈，你好好找找！你想，如果我的皮带一点也不象样，我还像一个什么军官呢？”舒拉小的时候的固执的眼睛通过这些字行注视着我。他在童年的时候，如果他极希望得到什么，他就这样，差不多也用这些话要求我。
现在我眼前放着１００封舒拉的信。我由第一封到最后一封地重读它们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我的孩子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