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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她情不自禁地说出了：
“他们践踏着什么样的土地呀！”
这是我在卓娅一生里听到的第一次的也是唯一的呼痛的声音。
出发
７月１日的傍晚，有人敲我们的门。
“见见舒拉，可以吗？
”有人在门外问。
“是别佳·西蒙诺夫么？”卓娅离开桌子，半开了门惊异地问，“你找舒拉干什么呀？”
“需要。”别佳含糊地回答。
这时候舒拉本人露面了，他向小朋友一点头就一语不发和他走出去了。我们探头向窗外看：下边还有几个半大的和他同班的同学和小朋友等待他们。他们小声地商议了什么事，以后就蜂拥地去了。
“往学校去了，”卓娅沉思地自言自语说，“他们有什么秘密呀？”
舒拉在夜里才回到家来。他的神态和在那以前别佳的神态一样也是很严肃的，若有所思的。
“发生什么事啦？”卓娅问，“为什么这么神秘呀？把你找去干什么呀？”
“我不能告诉你。”舒拉坚决地回答。
卓娅微微抖了抖肩膀，但并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她就跑到学校去了，回到家来她很着急。
她对我说：“男孩子们要远行，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
他们不说。不要女孩子。你哪知道我曾怎样劝说他们把我带去呀！我也会放枪啊，我也有力量，说什么也不行！他们说：
就要男孩子。”
根据卓娅的脸色和眼神，我知道了她曾怎样热情地进行过无效的劝说。
舒拉很晚回到家后，像说什么最平常的事似的镇静地说：
“妈妈，请你给我预备一套衬衣，还有路上的吃食，可是不要多。”
他知道不知道把他们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没能问出这个。
他坚决地说：“如果我一开始就随便说，那我还能成一个什么样的军人呀？”
卓娅默然地扭转了身子。
准备是很简单的。卓娅为舒拉买了面包干、糖果和腊肠，预备给他在路上吃。我给他准备了衬衣，并把这些东西但成一个不大的包袱。在那天下午我们给舒拉送行去了。
在齐米列捷夫公园里己经集合了很多各校的学生。最初他们全混在一起，后来才渐渐地按校分成组了。母亲们和姊妹们都站在一旁，手里提着包袱，提箱，背囊。走的人差不多全是宽肩膀的成人，可是他们的脸是小孩一样的欢喜的。全做出一种样子，仿佛离开家和亲人，在他们是习惯了的事一样。有些人还来得及跑到池子里洗一回澡啦，另一些人在吃冰糕，在说笑。但是他们全不由己地不时地看表。凡是有母亲或姊妹在旁边的人都感觉有些难为情：我们去干重大的事，可是像小孩儿一样，和妈妈在一起！我知道舒拉和我们在一起一定害臊，所以我和卓娅就躲在一旁，坐在树荫下的凳子上了。
在将近４点钟的时候，有很多空着的电车开到环轨上来，孩子们匆匆地和亲人告别后就开始喧噪地登车，占坐位。谁的母亲哭了，谁的脸上表情就很惆怅凄怆。我不愿意在相聚的最后几分钟给舒拉添愁，所以我没有哭。我只是搂抱了舒拉和紧握了他的手。他很冲动，但是却竭力掩饰着。
“不要等到我们开车，回家吧！照顾妈妈，卓娅！”说着这话舒拉就跃上电车了，以后他又由窗户里向我们摆手打了招呼，打手势叫我们：
“不要等，回去吧！”
可是不待舒拉动身就回家，我们没有这么多的勇气。我们站在较远的地方，呆呆地看见电车开动了，一辆接着一辆叮叮当当驶去了，真到最后一辆消失了之后，我们才清醒过来。
刚才还是挤满了人的热闹的公园，现在是冷清清的了。巨大的橡树下放着长凳，可是无人坐了。池水清澈，细波微动，但是无人在里边游泳。
谈话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壮的阔步声，全消失了。寂静，寂静，太寂静了……我们慢慢地沿着小径走着，阳光勉强地穿透头上的密叶。
我们不约而同地走近池畔的长凳就坐下了。
“多么好看哪，”卓娅忽然说，“你知道吗，舒拉常来这里绘画。就是那个小桥儿，他画过，你看见了吗？”
她虽然对我说这些话，但又像是自言自语，声音很小，很慢，像是有很深的感慨一般。
“池子很宽，可是舒拉游过去很多次。”卓娅大声回忆着说，“你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吗，这是很久了的事啦，那时候舒拉大约１２岁，他照例地比谁都早地开始游泳。水是很凉的。
忽然他的一只腿抽筋了，可是离岸边不远。他只用一只腿游，另一只腿完全麻木了，勉强游到岸边。他曾再三地要求我不告诉你呀！那会儿我就没对你说，现在可以说了。”
“那么第二天他一定又游泳了吧？”我问。
“当然哪。早晚全游泳，不论什么天气，差不多直到冬天。
就是那里，挨近树丛，在冬天向来有一个冰窟窿。我们就在那里捉小鱼儿的。你还记得吗，我们先用罐头盒子捉，以后用捕蝴蝶的网子捉。你记得我们请你吃煎鱼吗？”
“我的好孩子！”我用这一句回答了她，并轻轻地抚摸了她的晒黑了的手。
忽然在我的手心下边她的纤细而有力量的手指握成拳头了。
“我算什么好孩子呀！
”卓娅猛然站起来了，我就了解了她始终在怨恨自己。“如果我留在这里，我算什么好孩子？同学们走了，可能是打仗去了，可是我留在家里了。怎么可以在现在什么也不干哪？”
“我的朋友们，我要向你们讲以下的话！”
“妈妈，快醒来吧！妈妈！”
我睁开了眼。卓娅赤着脚，肩上搭着毛巾站在我眼前。
她看见我很惊讶，就急忙说：“没有事，没发生什么事。
斯大林同志马上就要演说，无线电广播就要开始了……”
在扩音器里有飒飒声音。寂静。以后我们忽然听到了：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姊妹们！我们红军和海军战士们！
我的朋友们！我要向你们讲以下的话！……”
我忘掉一切，屏息地听着。卓娅挺直了身子，紧握着两拳，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扩音器，好像她在那扩音喇叭里能看见说这些充满了抑制着的痛楚、爱、信任、强烈的力量和愤怒的话的人似的。
“……我国已与最凶恶奸险的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作殊死战斗。……敌人是非常残酷和横顽的……”
领袖说明了敌人的目的，说明了敌人欲侵占我们的国土，抢夺我们的劳动果实，恢复地主的政权，奴役苏维埃联盟的自由人民，把他们变为德国的奴隶。
他说：“……所以，目前的事件，是关系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事件，是关系苏联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事件，是关系苏联各族人民或则保持其自由或则沦为奴隶地位的事件。必须使苏维埃人了解这点……我们应当立刻在战时轨范上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把一切都用去服从于战线上的利益……红军、红海军和苏联全体公民，都应当捍卫每一寸苏维埃土地，应当为保卫我国城市和乡村战到最后一滴血……”
他还说应该在敌人占领了的地区里组织游击队，说我们的土地在敌人的脚下应该燃烧，爆炸。
镇静的、不大的声音达到了人们心的深处，在它里边响彻着对于我们，对于所有的人民和每一个苏联人的信任。他曾说这并不是两军之间的普通战争。他给我们提醒说，我们不仅仅应该消灭在我们头上威胁着我们的危险，我们还应该帮助所有的在德国法西斯桎梏下呻吟的欧洲人民。
“……把人民的一切力量都用去歼灭敌人！前进，争取我们的胜利！”
扩音器沉寂了。可是我们还不动弹，一句话也不说，好像怕冲散了在那一会儿我们受着的重大的感动似的。
刚才和我们说话的，就是我们习惯了像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良心那样相信他的那个人，领袖、导师、朋友。我们一向，并且在一切问题上都信赖他。我们知道他刚才说的是最重要的、最首要的事，并且他的确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他帮助我们彻底地了解和感觉出威胁着我们祖国的危险多么重大，和怎样打退它，他帮助我们重新地认识了我们的力量——爱好和平的和团结一致的人民的全部威力。
“我想知道，舒拉听到没有……”我说。
“全听到了，全国都听到了，”卓娅有把握地说。
她又小声地、情绪紧张地重复说：“我的朋友们，我要向你们讲以下的话！”
最初的炸弹
我和卓娅在桌旁坐着。我们前边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