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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娅画一所房子，房子的顶盖很高，是绿色的。由烟囱里冒着烟。靠近房子是一棵苹果树，树上圆圆的苹果，每个都是五分铜钱那么大。
有时候这里还有鸟儿，花，在天空挨近太阳还有一颗五角星……舒拉在图画本子上画着往不同方向奔驰着的马、狗、汽车和飞机。铅笔在舒拉手里向来不颤动，他画出的线条是均匀的，有力量的，我很早就看出了舒拉将来能画得很好。
我们就这样坐着，各人做各人的事。直等到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说：
“好吧，现在我们休息休息吧！”
这就是说我们马上就要共同做什么游戏了。我们最常玩的是扑克牌顶牛儿：卓娅和父亲对我和舒拉。舒拉热心地注意着每一张摆下来的牌，急躁，争吵，在输了的时候，脸红，气愤，甚至要哭。卓娅也着急，但是不做声：只是咬着嘴唇或者把空闲着的那只手紧紧地握成拳头。
有时候我们玩“升高降下”。在这里胜负并不决定于技巧，而决定于掷下的骰子。
倘若你运气好，你就坐着飞机往上飞，直到目的地——彩色的塔顶；倘若你的运气不好，就往下降，这样就输了。玩法并不巧妙，但是吸引人。孩子们如果能幸运地往上飞，一次就越过涂着彩色的木板上的十个格子，他们就会多么高兴地拍着小手乐呀！
卓娅和舒拉很喜欢我自己发明的一种游戏，我们随便给它命名为“怪东西”：
他们之中一人在白纸上随便画一条锯齿形的线，或是一条曲线，或是一个别的奇形怪状的东西，总而言之是“怪东西”，我就应该在这无意义的怪东西上找出未来的画的种子。
舒拉在纸上画了一个像长形鸡蛋的东西。我看了看，考虑了半分钟，就添上了鳍、尾巴、鳞、眼睛，于是在我们的眼前就是一条……“鱼！鱼！”孩子们高兴地喊道。
卓娅在纸上点了一个最普通的墨水点，我就由它做成一朵很美的花：带茸的紫色菊花。
孩子们又长大了一些，我们就调换了地位：我画“怪东西”，由他们想出可以由这东西画成什么。舒拉的想象能力是不可限量的，很小的怪形东西，在他手里会变成一座仙境般的楼台，几个斑点会变成人面，曲线会变成一棵多枝的大树。
这是很有趣味的，并且我想也是有益处的游戏：它可以发展观察力和想象力。
可是我们最喜欢的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弹六弦琴。
我并不知道他的技术好坏，可是我们很喜欢听他弹奏，在他一个接着一个地弹奏俄罗斯歌曲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忘掉时间是怎样地过去了。
这样的良宵虽然少有，但是它们为我们照耀了一切其余的日子，我们每次回忆起它们来都感觉愉快。在这样的时刻里，给与孩子们的指责和申斥，全在他们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而夸奖和喜爱的话，则使他们特别愉快。
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说：“舒拉，你怎么自己坐了舒服的椅子，给妈妈一把破背的椅子呀？”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舒拉为自己挑选较好的、较舒服的东西，给别人留下较坏的东西。
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郁郁不乐地回家来了，孩子们给他问好，他也没像平常那样高兴回答。
“你为什么今天把阿纽塔·斯捷帕诺娃打了？”他问舒拉。
“那丫头……爱哭……”舒拉愁眉不展眼也不抬地回答说。
“不许再有这样的事被我听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一字一字地很严厉地说道。然后沉默了一会儿，又比较缓和地补充说：“大小子啦，快８岁啦，可是还惹女孩子！你不害臊吗？”
可是在父亲夸奖舒拉画得好，夸奖卓娅的本子整齐，房间打扫得干净的时候，孩子们的脸是多么的喜悦呀！
如果我们回来晚了，孩子们不等我们回来就躺下睡觉，他们把本子打开放在桌上，以便我们回来看他们怎样做了功课。
虽然我们给予孩子们的时间很少，可是我们一向了解他们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什么东西使他们着急或高兴，也知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在他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最主要的是无论我们在一起干什么，游戏也好，学习也好，料理家务也好，都能使我们和孩子们更接近，使我们的感情更深切，更真挚。
在往学校去的路上
我们住在老公路街，由家到学校至少３公里远。
我每天起床较早，做完早饭，照顾孩子们吃了饭，然后我们就由家里走出来，那时天还不亮。我们的路线是必须通过齐米列捷夫公园的。
高大的树木纹丝不动地矗立着，好像是在渐渐发亮的蓝色背景上用墨笔画的一样。雪在脚下嘎吱吱地响着，呼出的暖气渐渐在衣领上结成了霜。
我们３人在一道走，因为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由家里出来较晚。最初是默默无语地走着，后来残余的睡意渐渐随着黑暗一起消逝了，于是就开始了某种突如其来的有趣的谈话。
有一次卓娅问我：“妈妈，为什么树愈老愈好看，而人老了就完全不好看了呢？
为什么呀？”
我没来得及回答。
舒拉却激烈地反对说：
“不对！姥姥老了哇，莫非她不好看吗？她好看呀！”
我回忆起我的母亲来，不，现在谁也不能说她是好看的：
她的眼睛是那样的疲倦了的，两颊陷下去了，有很多的皱纹……舒拉好像瞧出了我的心意，他确信地说：
“我爱谁，我就觉得谁好看。”“对。”卓娅考虑了一会儿，也同意了。
……有一次，我们３人沿着公路走着，一辆载重汽车赶上了我们，它忽然停住了。
“往学校去吗？”司机探出头来简单地问道。
“往学校去。”我莫名其妙地回答了。
“来，让小孩儿们上来。”
我还没有来得及理解是怎么一回事，卓娅舒拉就已经在车上了，在他们的欢呼声中汽车往前驶去了。
从那一天开始直到春季，这辆载重汽车每天都在同一时刻在路上赶上我们，并且把孩子们接上车去，差不多把他们一直送到学校。孩子们在拐弯处下车，车就继续前进了。
我们向来没等待过“我们的汽车”，我们喜欢忽然听见那个熟识的粗钝的喇叭在我们背后响，和像喇叭同样粗的声音说：“来吧，上车吧！
”固然，好心的司机仅仅是和我们路遇，可是孩子们差不多相信他是特意来接他们的。这样想很愉快呀！
迁居
在孩子们来到莫斯科两年之后，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领到一间较宽敞舒适的房间，地址是亚历山大路七号。
现在认不出亚历山大路了：两旁建起了新的高大的楼房，便道和马路全是用柏油铺得很光很平的。过去在这里只能找到十几所纯粹乡村式的房子，房子后边是田垄，菜园子，再远是一大片荒地。
我们的小楼四面无靠，孤零零地立着，在工作完了回家的时候，我一下电车就远远地看见它了。我们住在第二层楼上。新房间比我们的旧住所好得多了：它比从前的屋子温暖，光亮，也更宽敞。
新居使孩子们很高兴。
他们喜欢一切新的东西，迁移使他们特别愉快。他们耗费了很多时间收拾自己的东西。卓娅仔细地收拾起书、本子和由画刊上剪下的画。舒拉也用心地收拾和包裹了他的东西：玻璃片、石子、钩子、铁片、弯钉子和很多我猜不透是做什么用的东西。
在新房间里我们拨给了孩子们一个屋角，在那里放了一张小桌子，在墙上挂起一块格板，预备给他们放书和本子。
舒拉一看见桌子，马上就喊道：
“左面是我的！”
“右面是我的。”卓娅乐意地同意了，因此，像过去很多次一样，争端自然就消失了。
我们的生活和从前一样：我们一天一天地工作着，学习着。在星期日我们就去“发现”莫斯科的新的角落：我们或到猎禽场，或到莫斯科河对岸，或乘二路电车沿花园路绕一圈，或到无愁园散步。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很熟悉新莫斯科和老莫斯科，并且能给我们讲很多关于莫斯科的故事。
有一次我们通过库兹聂次桥，舒拉就问：“桥在哪里哪？”
随着我们就听到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很有趣的故事，说在许多年以前，这里确实有座桥，说聂格林卡河怎样到地下去了。
我们就这样知道莫斯科的许多“墙”，“门”，食堂胡同，台布胡同，榴弹胡同，甲胄街，狗场等等的来历了。
阿那托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