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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小学教员任国忠也跑出来四处打探，他走到街口上站站，看见有人说话便走拢去，可是人们立刻不说了。在这个时候他又不敢去找钱文贵，或江世荣，只好去找白银儿。白银儿极力要脱出同江世荣的关系，看见他嚷道：“任先生！你没事就不要来吧，咱是个妇道人家，又没个男人，可受不起拖累。别人说咱是懒婆，要改造咱，咱以后连白先生也要送走，不敢请神了。你们多少也是个是非人，还是请你少到咱家门上来才好呵！”任国忠想对她发一顿脾气，“好，你这个臭婊子也神气了，就看你以后别过日子！”可是他又忍住了，再走到街头上来，他并不打算回去。他觉得老吴常常要说一些刺心的话给他听，他写的稿子刘教员不用，却叫老吴编些顺口溜，他恨死了他们，只想有报复的一天。后来他又遇见青救会副主任顾顺了。顾顺过去为写些标语常到学校来，他们认识。他好一向没有看见他了，知道他们的果子全让大伙下了，便向顾顺挑拨说道：“刘满是替你们打抱不平咧，可惜他会吃亏，干部总是向着干部的。至于你呢，那就不同了，你这个主任帽子要不给摘掉，换上个白高帽游街！我输你一抬酒，你信不信？”顾顺近来同父亲闹别扭，一满肚子气恼，可受不住别人瞎说，他一点也不像平日的温和，他凶狠狠的向着他：“咱家的事，有咱自己管，用不着你操心，你要再说，咱敢保揍你！”顾顺说完了还拿眼瞪住他，他只赶快溜了，心里诅咒着道：“看吧，非斗争你不可，看你还凶！”
任国忠四处碰钉子，找不到一个可以亲近的人，只想有些活动，又活动不开，他明白老吴已经同村干部说了他许多坏话，好多人都在拿异样的眼睛望着他，又好像他是瘟疫一样，都在逃避他，这就使他不得不胆怯一些。钱文贵总企图用侄女来鼓励他，但那些不肯定的言语也常常会使他感到希望辽远，有时就提不起更多的劲来。这时他的确有说不出的埋怨，他恨这全村的人，他觉得无处可以排遣，他便向村外踱出来。路两边全是短短的土墙，但园子里静悄悄的，只有一阵阵的聒耳的蝉鸣，太阳照在身上，虽然已经不太灼热，但任国忠却感到很烦躁，他走过了这带地方，便踱步到靠河滩的那一片大高粱地了。这足有四十亩地的高粱都长得极其肥壮，秆子高，叶子大，穗子又肥又粗，站在高处望去好像一片海也似的。在太阳光下，更其耀眼，那密密挤着的鲜红的穗子随风微微颤动，就像波荡的海面。他知道这是白槐庄地主李功德的地，如今已经划归给暖水屯，这是多么使人羡慕和热爱的事呵！但任国忠看到这种丰美的景致，却不能有些喜悦，只投过去憎恨和卑视。这个做地主朋友的穷教员，是常常要提高着自己的自尊心的，哪怕他后面只有空虚的感觉。“任国忠！”忽然有谁在叫他了，他惊惶的四顾，他看见从对面的田塍上走过来一个穿白衬衫的人，光着个头，肩膀上搭着一件蓝布上衣，裤脚管卷得很高，是刚刚打桑干河那边涉水过来的。任国忠认识出来后，呆了一会，但却不得不叫一声，“啊！章同志！才来，打哪儿来？”
这个章同志已经走拢了，在他年轻的面孔上总是泛着朝气的笑容，他那长眯眯的细眼，一点不使人感觉其小，只觉其聪颖，尖利。他亲热的拍着任国忠的背膀，问道：“近来学校里忙么？把你们村子上的事讲讲，土地改革闹成个啥样儿了？”一口纯熟的察南话，只有本地人才能辨别出这还不是真的涿鹿口音。
任国忠只得跟着往回走，无精打采的说道：“咱不大精密，唉……”可是他一转念，又觉得高兴了，他看看那张年轻无垢的面孔，觉得是可以欺骗的，于是接着说道：“事情搞得可糟呢，他们把地主头儿放了，庄户主儿全说村干部都拿了他的钱，庄户主都编了歌子说：‘只开会，不分地，……’如今听说要斗抗属啦！这抗属究竟能斗不啦？”
年轻人并没有一定的表情，只是一副鼓励他说话的样子。这个不知深浅的家伙便一下把适才的抑郁都抹走了，他觉得他的瞎话是可以生效果的，他便像捡着了一个宝贝似的那么高兴起来，又拍他的马屁，又吹起牛来。但恰好他们已走进了街口，年轻人要去找张裕民，到分手时只对这教员说道：“老任！你以后可别再乱说了，老老实实的教点书，有知识的人应该有头脑嘛！呵！今晚你在学校等等咱，咱们有点事商量商量啦！”
任国忠头一缩，心又凉了下去，这个年轻人是县上的宣传部长章品同志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４２ 县宣传部长章品
章品本来在六区搞土改工作。六区在桑干河北岸和洋河南岸的一块狭长三角地带，那里有十来个村子，又有较大的地主，又有天主教堂的势力，问题比较复杂。这次土改工作因为战争环境不得不求快，县上决定阳历八月底九月初一定要完成，九月上旬召开全县农民大会。因此他就很忙，每天从这个村子又转到那个村，逐村检查督促。县委书记曾经再三叮咛过他：“看怀来做得多快，他们已经完成三分之二，已经在准备开农民大会了，我们一定要克服过去的缩手缩脚的作风，大刀阔斧放手发动群众，上面也有指示，要尽早完成，平绥路不会是永久太平的，……”章品过去曾经是一个青年工作者，到察南来开辟工作也有了三年，长的比刚来时高了一些，成了一个颀长的个子，腿长，走路又快，又没有声音。村子上人一下又看见他来了，还以为他没有离开过，连连问道：“老章！到哪儿去呀？”
他做事非常明快，虽然在村子上耽搁不久，却能迅速的解决问题。他知道区上的工作干部配备得不够整齐，有许多都是刚提拔起来的；他对工作组的同志也不能完全放心，他常常不赞成他们的意见。有时，他觉得他们给地主的地留多了，他就大嚷道：“这样不行呀！顶多留个‘上贫农’。”那些工作组里面有人说：“中央有电报来呀！说对开明的地主，对某些人还要留两个中农，或四个中农呀！”他便更急了，用手去摸他的光头，连连摇头道：“什么，两个中农，你真瞎扯，同志！你别瞎拿中央骇人呀！你到什么地方听来的谣言？中央，共产党的中央呀！不会，不会，我不能听你的谣言！我只能按老百姓的情况办事！”如果还有人说话，他就果断的说道：“不管，错了我负责任。土地改革就只有一条，满足无地少地的农民，使农民彻底翻身。要不能满足他们，改革个卵子呀！”有时有些富农来献地了，也会有些人说这个富农不错，不能拿得太多，怕影响中农，可是他也总说：“要拿，为什么不拿呢，还要拿好地。”他是很坚定的人，虽然他的坚决同他稚嫩的外形并不相调衬。
同他一道工作的人，也常同他开玩笑，学他的手势，摸着光头，摸着脖项，那个瘦长的脖子是伸在一件没有领的衬衫上面的；学他的声音，有些急躁，但却是果决的；也学他的笑，天真的笑，那在解决了问题之后满意的天真的笑。但人们却不能轻视他，并非因为他是部长，而是因为他对群众的了解，和处理问题时的老练。
他的老练和机警的确只是因为环境逼迫他而产生的。当他脱离青年工作到察南的时候，他还不够十九岁，开始连杆枪也没有，常常只两颗手榴弹。伪甲长瞧不起他，以为同这样一个孩子办事要容易得多，还常常考他，试试他喝过墨水没有，识多少字，会打枪不会。他要学着应付人，学习懂得别人的圈套，他不只要会拿眼睛看，并且还要会拿鼻子闻。当他每进一个村子之前，就要能嗅出村子的情况。那时四处都是陷阱，只要他走路重了一点，咳嗽大了一点，睡觉沉了一点，都会有生命的危险的。他到这里工作已经有了三年。刚来的时候，跟着别人跑，后来单独负责几个村子，慢慢负责一个区，又要发展党，又要建立武装，终于消灭白点村。他吃的苦是说不尽的，他自己就懒得说过去的事，因为太多了。有几次一月多找不到熟的吃，并且还常常吃生的南瓜，生的玉米。同在一块的人牺牲了。也有扩大了来的游击队员又投了敌，反转来捉他，他跳墙逃走过。他要没有鹰的眼睛善于瞄准和鹿的腿跑的快，敌人就会像捉小鸡一样的把他捉住的。有一次他到一个靠近据点的村子去，还是第一次去，村子上一个熟人也没有。他打听到伪甲长的家，这个伪甲长是一个大地主，他一进门，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