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阉频侥暇┟孛芮艚鹄础�1936年，丁玲巧妙地迷惑敌人，逃离了南京，准备奔赴延安，但她当时处境非常艰难。宋庆龄得知情况后，通过冯雪峰给丁玲送去了350元钱。
后来，丁玲在《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中写道：“现在面对着这350元，我的心感到灼热，感到温暖。3年多来，敌人对我制造了许多无耻下流的谣言，用软刀子杀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了谣言的影响，也曾用怀疑的眼光审视我。这时孙夫人赠我的350元钱，代表的是对我政治上的信任，这比泰山还重，是千万两黄金难买的无价之宝。”
凭“欲望”和“冲动”写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经历奇特的女作家：她蹲过国民党的三年监狱，受到毛泽东的赋诗欢迎；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却又遭受过多年的迫害。这个人就是丁玲。
丁玲一生写过很多小说，但最能表现她的真性情的，也是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还是她凭“欲望”和“冲动”写出来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
丁玲不是在时代的风潮上成名的，相反，她在1927年发表的《梦柯》和《莎菲女士的日记》所反映的却是五四时代的主题，但这并没有脱离时代，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五四时代的必然延续。《梦柯》的女主人公在奋斗与挣扎中最后失败，不仅反映了一个个性主义者的心灵的悲剧，更重要的是反映出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五四运动的限度。
实际上，丁玲是为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唱了一曲感伤而又富有才情挽歌，这是五四退潮后的必然的结局，所以《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成功也决非偶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的话，冰心试图以博爱拯救世界，而丁玲则告诉人们，莎菲的个性之爱恐怕连自己也拯救不了。
丁玲到延安后的思想波澜
丁玲（1904－1986）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也是最典型的延安文人。
丁玲是个有着火一样性情的新式女性。早在中学时代为反抗封建婚姻，她离开了湘西那个像《红楼梦》中贾府一般的家，“作为一个流放的叛徒，到上海去”。20年代莎菲式的苦闷阴鸷，到30年代已变成上街游行、写标语、贴墙报、散传单、飞行集会等革命行动。她不愿坐在家里写文章，也不满足于只是写几篇文章。1931年丈夫胡也频遇害后，她在沈从文的仗义护送下，将不满周岁的孩子送回湖南常德老家，三天后又转身返回上海。她向地下党组织要求去苏区，在实际斗争中释放心中的苦痛。但党组织安排她留在上海编辑《北斗》杂志，她只能接受任务。“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人发泄！”
1933年5月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秘密地从上海押解到南京软禁起来。她试图越狱，又尝试自杀，更为自己与冯达之间“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的同居关系，并导致怀孕、生育而懊悔不已。外间舆论谣言四起。“我真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怀着一颗饿狼般的心，只想吃人！”到1936年5月她才得以抽身暂时离开南京到北平，遇到曹靖华时表示：
我一定要找到党。如果找不到党，我即使能暂时住在北平，或别的什么地方，我仍是一个黑人，不能有什么活动，也无法向人民表白心意，说我自己要说的话。
尔后，她又悄悄地到上海，胡风帮她一步步与共产党组织联系。第三天她见到冯雪峰———一个与自己“曾有过热烈的爱情”，参加长征后由陕北被派到上海领导文化界工作的共产党人。
看到他我第一个感觉是他变了。怎么变了，变在什么地方，我说不清楚，也不可能细想下去；我只顾自己说话。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并不是说到什么伤心的地方才哭的，好像这眼泪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准备了三年的时间，堵塞在我胸中、眼中已经三年了，三年来随时都想找一个地方把它全部倾泻出来。我已经忍无可忍，呵！我该流一次眼泪了。于是我尽情地哭了起来了。我以为我会得着满腔同情和无比安慰，然而我只听到一声冷峻的问话。雪峰说道：“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样受着罪咧。”这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此时此刻，我唯一希望的是同情，是安慰，他却给了一盆冷水。（丁玲：《魍魉世界》）
她更感到委屈了。几经周折，她痛下决心，坚决要求到陕北。她将希望再寄托于新的环境，新的社会，新的人与事。况且在陕北的红军队伍中，林伯渠是她的表兄，毛泽东也可以算是她的故交——当初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时，丁玲与杨开慧同校；学潮中她们得到毛润之（泽东）的支持，又一起转到岳云中学，开湖南男女同校之风气。她深信着，她准备着去拥抱陕北那片新的大地，新的人生！
1936年10月底，丁玲从西安到保安的途中，在洛川停留一天。她剪短了头发，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军衣，以土坑为马背，跳上跳下，咯咯地笑个不停，练习着骑马的技术要领。头发是女人的骄傲。剪短头发是一种心理的象征，她渴望着从此后永远告别那龌龊魍魉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新天地，获得一种新人生。上陇东前线，组织“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过军事化、半军事化的生活，所有生活的苦楚，在不断的动作中遗忘。她体会到激流中与风浪搏斗，1939年丁玲对斯诺夫人说：“来这儿以前，我总是睡不着，可是现在睡得很香甜，也变胖了。简朴的生活好。”莎菲的浪漫气息已成枯死在书页间的昨日黄花，此间的丁玲，：“她是一个使你想起乔治·桑和乔治利亚特那些别的伟大女作家的女子——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生活是能改变人的，尤其能改变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再过三、四年，到1944年夏天，赵超构先生见到的丁玲，“她大眼、浓眉、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的军服，声音洪亮，‘有一点象女人’”。“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烟抽得很密，大口的吸进，大口的吐出，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生活改变着丁玲，然而丁玲又毕竟是丁玲。
她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新的生活，听红军讲战斗的故事，用一时难以转变的欧化的语言记录描述这些故事。
1938年11月，她脱离西战团，到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一年。1939年10月任“文协”副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至1941年初去川口农村养病兼创作，同年4月抽调参与创办《解放日报》。这期间，她经历了从初到保安、延安时为民族，为个人，抗争命运，不断行动的理性选择；到走进社会，在残酷现实的血与泪中，触动了自己的心灵，警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进而引起她对现代中国知识女性的命运感知，知识分子良知责任的确立，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思考。继《我在霞村的时候》，她又相继写出了《在医院中时》（1940．），《夜》（1941．）等小说。一方面锐利地揭露了革命队伍中像何华明那样工农干部的阴暗心理，一方面大胆地刻画了陆萍这样一位对文学更感兴趣的从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到抗大入了党，参加革命工作后，与革命队伍的全面矛盾和尖锐对立。“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愿套上来的？”工作中，她理性地批判着一切，总不满于现状，与不识字的庄稼汉出身的医院院长，放牛娃出身的指导员及整个环境格格不入，以至于神经衰弱旧症复发，夜夜失眠，陷于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里。纵然如此，“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作者对陆萍这个艺术典型的态度，有批评，但更多的是同情和理解。借此丁玲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延安社会的某种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
作为这种意识和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她从写小说转入杂文创作。
在杂文创作中，丁玲批判了革命队伍中干部衣服、骑马代步、马列学院的文凭头衔等等不良的风习和落后愚昧的心态；否定了文艺创作中“要求自己每篇文章都合乎新民主主义”，“斤斤追求其合乎理论的范围”，被教员称赞“意思好”的舍本求末的方法，强调生活材料不等于文学创作，创作最需要有自己的生命感知，最需要关注人的心灵和命运。而一篇《三八节有感》，更是深刻透彻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