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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的中午。在四十二号街一家电扇大开的地下餐厅里，我跟盖茨比碰头一起吃午饭。我先眨眨眼驱散外面马路上的亮光，然后才在休息室里模模糊糊认出了他，他正在跟一个人说话。
“卡罗威先生，这是我的朋友沃尔夫山姆先生。”
一个矮小的塌鼻子的犹太人抬起了他的大脑袋来打量我，他的鼻孔里面长着两撮很浓的毛。过了一会儿我才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发现了他的两只小眼睛。
“……于是我瞥了他一眼，”沃尔夫山姆先生一面说下去一面很热切地和我握手，“然后，你猜猜我干了什么事？”
“什么事？”我有礼貌地问道。
显然他并不是在跟我讲话，因为他放下了我的手，把他那只富于表现力的鼻子对准了盖茨比。
“我把那笔钱交给凯兹保，同时我对他说：‘就这样吧，凯兹保，你要是不住嘴，一分钱也不给你。’他立刻就住了嘴。”
盖茨比拉住我们每人一只胳臂，向前走进餐厅，于是沃尔夫山姆先生把他刚开始说的一句话咽了下去，露出了如梦似痴的神态。
“要姜汁威士忌吗？”服务员领班问道。
“这儿的这家馆子不错，”沃尔夫山姆先生抬头望着天花板上的长老会美女说，“但是我更喜欢马路对面那家。”
“好的，来几杯姜汁威士忌，”盖茨比同意，然后对沃尔夫山姆先生说，“那边太热了。”
“又热又小——不错，”沃尔夫山姆先生说，“可是充满了回忆。”
“那是哪一家馆子？”我问。
“老大都会。”
“老大都会，”沃尔夫山姆先生闷闷不乐地回忆道，“那里聚集过多少早已消逝的面容，聚集过多少如今已经不在人间的朋友。我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他们开枪打死罗西·罗森塔尔的那个晚上。我们一桌六个人，罗西一夜大吃大喝。快到天亮的时候，服务员带着一种尴尬的表情来到他跟前说有个人请他到外面去讲话。‘好吧。’罗西说，马上就要站起来，我把他一把拉回到椅子上。
“那些杂种要找你，让他们进来好了，罗西，但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离开这间屋子。”
“那时候已经是清早四点，要是我们掀起窗帘，我们会看见天已经亮了。”
“他去了吗？”我天真地问。
“他当然去了。”沃尔夫山姆先生的鼻子气呼呼地向我一掀。“他走到门口还回过头来说：‘别让那个服务员把我的咖啡收掉！’说完他就走到外面人行道上，他们向他吃得饱饱的肚皮放了三枪，然后开车跑掉了。”
“其中四个人坐了电椅。”我想了起来就说道。
“五个，连贝克在内。”他鼻孔转向我，带着对我感兴趣的神情，“我听说你在找一个做生意的关系。”
这两句话连在一起使人听了震惊。盖茨比替我回答：
“啊，不是，”他大声说，“这不是那个人。”
“不是吗？”沃尔夫山姆先生似乎很失望。
“这只是一位朋友。我告诉过你我们改天再谈那件事嘛。”
“对不起，”沃尔夫山姆先生说，“我弄错了人。”
一盘鲜美的肉了烤菜端了上来，于是沃尔夫山姆先生就忘掉了老大都会的温情得多的气氛，开始斯斯文文地大吃起来。同时他的两眼很慢地转动着，把整个餐厅巡视一遍。他又转过身来打量紧坐在我们背后的客人，从而完成了整个弧圈。我想，要不是有我在座，他准会连我们自己桌子底下也去瞧一眼的。
“我说，老兄，”盖茨比伸过头来跟我说，“今天早上在车子里我恐怕惹你生气了吧？”
他脸上又出现了那种笑容，可是这次我无动于衷。
“我不喜欢神秘的玩意儿，”我答道，“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坦率地讲出来，让我知道你要什么。为什么一定全要通过贝克小姐？”
“噢，决不是什么鬼鬼祟祟的事情，”他向我保证，“你也知道，贝克小姐是一位大运动家，她决不会做什么不正当的事。”
忽然间他看了看表，跳了起来，匆匆离开餐厅，把我跟沃尔夫山姆先生留在桌子上。
“他得去打电话，”沃尔夫山姆先生说，一面目送他出去，“好人，是不是？一表人才，而且人品极好。”
“是的。”
“他是牛劲①出身的。”——
①牛劲，“牛津”的讹音。
“哦！”
“他上过英国的牛劲大学。你知道牛劲大学吗？”
“我听说过。”
“它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大学之一。”
“你认以盖茨比很久了吗？”我问道。
“好几年了，”他心满意足地答道，“刚打完仗之后一个偶然机会让我认识了了他。可是我跟他才谈了一个钟头就讪道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教养人。我就对自己说：‘这就是你愿意带回家介绍你母系和妹妹认识的那种人。’”他停了下来，说道：“我知道你在看我的袖扣。”
我本来并没有看，可是现在倒看了。它们是用几片小象牙制作的，看着眼熟得奇怪。
“用精选的真人臼齿做的。”他告诉我。
“真的！”我仔细看看，“这倒是个很妙的主意。”
“不错。”他把衬衣袖口缩回到上衣下面去，“不错，盖茨比在女人方面非常规矩。朋友的太太他连看也不看。”
这个受到本能的信赖的对象又回到桌边坐卜的时候，沃尔大山姆先生一口把他的咖啡喝掉，然后站起身来。
“我中饭吃得很高兴，”他说，“现在我要扔下你们两个年轻人走了，免得你们嫌我不知趣。”
“别忙，迈尔。”盖茨比说，一点也不热情。沃尔大山姆光生像祝福似地举起了手。
“你们很有礼貌，不过我是老一辈的人了，”他严肃地说，“你们在这里坐坐，谈谈体育，谈谈你们的年轻女人，谈谈你们的……”他又把手一挥，以代替一个幻想的名词，“至于我哩，我已经五十岁了，我也就不再打搅你们了。”
他跟我们握握手，掉转身去，他那忧伤的鼻子又在颤动。我不知是否我说了什么话得罪了他。
“他有时会变得很伤感，”盖茨比解释道，“今天又是他伤感的日子。他在纽约是个人物——百老汇的地头蛇。”
“他到底是什么人？是演员吗？”
“不是。
“牙科医生？”
“迈尔·沃尔夫山姆？不是，他是个赌棍。”盖茨比犹疑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补充道，“他就是一九一九年那年非法操纵世界棒球联赛的那个人。”
“非法操纵纵世界棒球联赛？”我重复一遍。
居然有这种事，我听了发愣。我当然记得世界棒球联赛在一九一九年被人非法操纵，可是即使我想到过这种事，我也会以为那只不过是一件发生了的事情，是一连串必然事件的后果。我从来没料到一个人可以愚弄五千万人，就像一个撬开保险箱的贼那样专心致志。
“他怎么会干那个的？”我过了一分钟才问道。
“他只不过是看中了机会，”
“他怎么没坐牢呢？”
“他们逮不住他，老兄。他是个非常精明的人。”
我抢着付了账。服务员把找的钱送来时，我看到了汤姆·布坎农在拥挤的餐厅的那一边。
“跟我来一下，”我说，“我得同一个人打个招呼。”
汤姆一看见我们就跳了起来，朝我们的方向迈了五六步。
“你这一阵去哪儿了？”他急切地问道，“黛西气死了，因为你不打电话来。”
“这位是盖茨比先生，布坎农先生。”
他们随便握了握手，盖茨比脸上忽然流露出一种不自然的、不常见的窘迫表情。
“你近来到底怎么样？”汤姆问我，“你怎么会跑这么远到这儿来吃饭？”
“我是和盖茨比先生一道来吃午饭的。”
我转身去看盖茨比先生，但他已经不在那儿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里有一天——
（那天下午乔丹·贝克说，当时她挺直地坐在广场饭店茶室里一张挺直的椅子上。）
——我正在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走去，一半走在人行道上，一半走在草坪上。我更喜欢走草坪，因为我穿了一双英国鞋，鞋底有会在软绵绵的地面留下印痕的橡皮疙瘩。我还穿了一条新的能随风微微扬起的方格呢裙子，每当裙子随风扬起来，所有人家门前的红、白、蓝三色旗就都挺得笔直，并且发出“啧——啧——啧——啧”的声音，好像很不以为然似的。
几面最大的旗子和几片最人的草坪都是属于黛西·费伊家的。她刚刚十八岁，比我大两岁，是路易斯维尔所有小姐中最出风头的一个。她穿的是白衣服，开的是一辆白色小跑车，她家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泰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