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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我们马上要派一个考察队到刚果的维龙加地区去，所以……”
“真的吗？什么时候去？”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激动，像孩子一样。
“噢，实际上，我们过两天就去……”
“我想去，”埃利奥特说道。
罗斯非常吃惊，一时不知道怎么说好。“啊，埃利奥特博士际上我给你打电话并不是为了这件事……”
“我反正是要去的，”埃利奥特说，“和埃米一起去。”
“埃米是谁？”
“埃米是一只大猩猩，”埃利奥特说。
第二天：旧金山
1979年6月14日
1．埃米工程
埃利奥特并不是像一些灵长目专家所说的那样不得不在1979年6月“从城里出去”。这样说是不公平的。他决定会刚果的动机和所作的计划是有案可查的。至少在罗斯给他打电话的前两天，埃利奥特及其手下的人就已经决定要到非洲去一趟了。
彼得·埃利奥特的确受到了攻击：有的攻击来自一些外部团体、新闻界、学术界的同事，甚至有些来自伯克利他自己部门的人。最后，埃利奥特甚至被指控为“折磨不会说话的动物（原文如此）的纳粹罪犯”。说1979年春埃利奥特发现自己不得不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而斗争是毫不夸张的。
尽管如此，他的研究工作还是开始了，不仅没有大肆声张，而且几乎像是偶然的。埃利奥特还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系的23岁的研究生的时候，他第一次读到一条消息，说有一只患阿米巴痢疾的一岁大猩猩从明尼阿波利斯动物园空运到旧金山兽医学校治疗。那是1973年，正是灵长目动物语言研究令人兴奋的初期阶段。
可能教灵长目动物学会语言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1661年，塞缪尔·佩皮斯在伦敦看见一只黑猩猩后，就在日记里写道：“它在许多方面都像人……我的确相信它已经听懂了不少英语，我在想也许能教会它说话或者打手势。”一位17世纪的作家说得更玄：“猿和狒狒……会说话，但不愿意说，因为它们怕人雇佣它们，让它们去干活。”
但此后300年中，教猿猴说话的尝试显然都没有成功。在佛罗里达州，一对名叫基斯和凯西·海斯的夫妇在这方面的努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在50年代初就养了一只名叫维基的黑猩猩，而且把她当作人类的婴儿那样养了六年。在这段时间里，维基学会了四个词：“妈妈”、“爸爸”、“杯子”和“上”。但她发起音来很困难，而且进步很慢。这种困难似乎支持了科学家们越来越坚定的看法，即人是唯一能使用语言的动物。乔治·盖洛德·辛普森的说法最具代表性：“语言是……鉴别人类的唯一特征：所有正常人都会说话，其他的生物都不会。”
这种说法似乎不言自明，往后15年中再没有人费神去教猿猴学语言了。到了1966年，内华达州里诺的一对名叫比阿特利斯和艾伦·加德纳的夫妇看了维基说话的电影。他们觉得维基在学习语言方面似乎并不像学习说话那么困难。他们发现虽然它嘴唇活动笨拙，可是却能用手势灵活地进行表达。他们不言而喻的结论是，可以试试教它手势语言。
1966年6月，加德纳夫妇开始教一只名叫沃休的幼小的黑猩猩学习美国手语，也就是聋哑人的标准语。沃休的进步很快。到1971年，它已掌握了用于会话的160个手势词。而且它还给以前未见过的东西组合了新词。当它看见西瓜时，它用手势说“水水果”。
加德纳夫妇的工作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许多科学家已在猿猴学不会语言的说法上做了许多文章。（正如一位研究人员所说：“上帝啊，几十年来那么多知名人士写了那么多学术论文，而且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只有人类才会语言。真尴尬啊。”）
沃沐的语言能力使许多人又开始了教猿猴学语言的实验。有人教一只名叫露西的黑猩猩学习用电脑交际，还有人教一只叫萨拉的黑猩猩学习在一块板上使用塑料标志。还有一些对别的猿猴的研究。一只名叫艾尔弗雷德的猩猩从1971年开始受训。一只名叫科科的于1972开始受训。1973年埃利奥特开始了对山地大猩猩埃米的实验。
埃利奥特第一次去医院看埃米时，发现这只可怜的小动物非常安静，黑黑的细胳膊和细腿上捆着皮带。他摸摸她的头，轻声说道：“喂，埃米，我是彼得。”
埃米突然在他手上咬了一口，咬出血来。
这个不祥的征兆引发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研究方案。1973年人们就熟悉了被称为造型的基本教学方法：向动物出示一件物品，同时将它的手做成某种形状，一直到形状和物品的联系牢固建立。随后的测试证实这只动物理解了这个符号的意义。
但如果这种基本方法被采用，在应用上竞争就很激烈。研究者们在动物学会符号词汇的速度上竞争。（对人类来说，词汇的数量是测量智力的最好方法。）学习符号的速度可以作为衡量科学家的技能和动物的智力的标准。
现在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不同类别的猿猴具有不同的个性。正如一位研究人员所说：“在学术界的闲言碎语中，唯一只针对学生而不针对老师的科目可能就是对大猩猩的研究。”在竞争和争论越来越激烈的灵长目研究中，有人说露西是酒鬼，有人说科科是个不礼貌的家伙，有人说拉娜因出名而趾高气扬（“她只在有人来采访时才干活”），还有人说，尼姆真笨，他本该叫迪姆①。
①原文Cim在美国英语中意思是笨蛋。
乍看起来，埃利奥特居然受人攻击似乎显得很奇怪，因为这位英俊而腼腆的人——马林县一位干洗店老板的儿子——在教埃米语言的这些年中一直避免与人争论。埃利奥特发表的文章谦虚而温和，埃米工程的进展有案可查；他并不想出人头地，也没有像别的研究者那样把自己的猿猴放在卡森或格里芬展览会上去展示。
然而，埃利奥特这种与众不同的做法所掩盖的不仅是敏捷的思维，而且还有勃勃的雄心。如果说他避免与别人争论，那是因为他没有时间——多年来他连夜晚和周末也在工作，把他手下的人和埃米也搞得很苦。他很善于搞科研，并因此得到了赞助。在所有的动物行为研讨会上，别人穿牛仔裤和苏格兰呢伐木工衬衫，而他穿的却是三件套的西装。埃利奥特不但想成为一位出类拔萃的猿猴研究者，而且想使埃米成为一只出类拔萃的猩猩。
埃利奥特得到赞助后，于1975年雇了四个人全天训练埃米。1978年埃米工程的年预算已达到16万美元，有一支八个人的小组，其中包括一位儿童心理学家和一位电脑程序员。伯根研究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说，埃利奥特的工程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那是一个很好的投资项目。例如，埃米工程用我们给他的钱得到了比我们多50％的电脑使用时间，因为他使用电脑终端的时间是在夜晚和周末，那时线路费用便宜得多。因此，他很讲经济效益。当然，他也很投入。显然，埃利奥特所关心的只有埃米工程。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埃米工程使他成了个令人乏味的交谈者，但他的确有可能成功。断定谁真正有才华不容易，但看出谁有干劲并不难。从长远观点来看，投入更重要。我们对埃利奥特寄予很大期望。”
埃利奥特的困难是1979年2月2日早晨开始的。埃米住在伯克利校园里一个拖车活动房屋里。她只是夜晚单独呆在那里，通常第二天早晨见面时，她总是热情地欢迎他们。而那天早晨埃米工程的工作人员发现她显得很反常，郁郁不乐，易发脾气，睡眼惺忪，而且像受了什么委屈似的。
埃利奥特心想大概前一天晚上有什么事打扰了她。他问她时，她不断地做表示“睡箱”的手势。这是个他不懂的新词组。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埃米总是不断地制造新词组。就在几天前，她说的“鳄鱼奶”就曾使他们迷惑不解。最后他们想到，可能埃米喝的奶变酸了，而她不喜欢鳄鱼（她只从画画书上见过），因此她认为酸奶就是鳄鱼奶。
而现在她说的是“睡箱”。开始他们以为她指的是她睡的那张像巢一样的床。结果他们发现她用的是“箱”的原意，指的是电视机。
她拖车里的所有东西，包括电视机，都是24小时由电脑控制的。他们检查了电视机，看它在夜间是否被打开过，从而干扰了她的睡眠。因为埃米爱看电视，她可能会自己把它打开。可是在他们检查拖车中的电视机时，埃米似乎对他们有些不屑一顾。显然她指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