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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开的还是他们开的？”她问道。
“我们开的，”一位技术员说道，“我们在呼叫单上规定要在当地黎明时间检查。如果他们不开机，我们就开。”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开机，”罗斯说道，“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不会。我们打开启动开关后，他们在15秒钟内就收到信号，还输入了正确的密码，信号也锁定了。啊，看到了。”
刚果时间上午6点22分，信号传来了。由于静电显得模糊发灰的屏幕现在变得清晰起来。他们看见了刚果考察队营地的一部份，显然是从装在三脚架上的电视摄像机镜头中摄取的。他们看见了两顶帐篷、一堆冒着青烟的小火，一幅雾色黎明的景象。没有动静，也没有看见人。
一位技术员笑道：“他们还在被窝里呢，可被我们抓住了。我想他们那儿的确需要你。”罗斯的一本正经是众所周知的。
“锁定遥控，”她说道。
这位技术员打开遥控超驰开关，远在万里之外的现场摄像机就在休斯敦的控制之下了。
“全面扫描，”她指示说。
坐在控制面板前的技术员扳动着操纵杆。电视图像向左移动，他们看见了更多的情况。营地已经被毁：帐篷被捣烂撕破，盖东西的防水布被扯开，装备散落在污泥中。一顶帐篷在燃烧，冒着黑烟。他们还看见几具尸体。
“上帝啊！”一位技术员惊讶地说。
“回扫，”罗斯说道，“点分辨率6—6。”
摄像机回转扫过营地。他们注视着丛林，但仍然未见生命的痕迹。
“镜头向下。回扫。”
摄像机镜头下转，屏幕上出现了便携式碟形天线的银灰色抛物面和装发射机的黑箱子。附近又躺着一具尸体，是一位地质学家。
“上帝啊，那是罗杰。”
“放大锁定，”罗斯说道。磁带上，她的声音显得冷静，几乎无动于衷。
摄像机放大了死者的面部；真可怕，头被打碎了，眼睛和鼻子流着血，嘴巴朝天大张着。
“怎么会被打成这样？”
这时，屏幕上有一道黑影掠过死者的脸。罗斯迅速向前跨了一步，抓住操纵杆，不停地扳动放大控制。图像迅速扩大，他们看见了黑影的轮廓。是一个人，而且还在动。
“有人，有人还活着！”
“他有点一瘸一拐的，看来受伤了。”
罗斯注视着黑影。看上去不像一个一瘸一拐的人。有些不对劲，可她说不清是什么……
“他要从镜头前面经过了，”她说道，她简直不敢想象，“那静电声是什么？”
他们听见一种奇怪的声音，像嘶嘶声或喘息声。
“不是静电，现在是在发射过程中。”
“分辨，”罗斯说道。技术员们敲击着按钮，改变音频，但那声音仍然奇特而模糊。这时黑影移动到了镜头前面。
“屈光校正，”罗斯说道。但太晚了，那张脸已经出现，离镜头很近。离得太近了，没有屈光校正器，他们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黑影。等调出屈光校正器，那黑影已经消失。
“是个土著人？”
“刚果的这个地区荒无人烟，”罗斯说道。
“肯定有东西在这里。”
“全面扫描，”罗斯说道，“看还能不能在屏幕上捕捉到他。”
摄像机继续转动。她几乎可以想见摄像机支在丛林中的三脚架上镜头在转动，马达在呼呼地响。突然，图像发生倾斜，向一旁倒去。
“他把摄像机打翻了。”
“妈的！”
电视图像闪烁起来，出现移动的静态线，图像很难看清了。
“分辨！分辨！”
碟形天线被打翻，他们最后只看到一张大脸和一只黑手。
从刚果发来的图像缩成一个小亮点，随后便从屏幕上消失了。
2．干涉标记
1979年6月，地球资源技术服务公司的各野外考察队正在分别勘察玻利维亚的铀矿、巴基斯坦的铜矿、克什米尔的农田利用、冰岛的冰川移动、马来西亚的木材资源和刚果的金刚石矿。这种情况对这个公司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因为不管什么时候公司一般都有6～8个队在野外工作。
由于他们经常在危险的或政治不稳定的地区工作，他们始终警惕地注视着“干涉标记”的第一个信号的出现。（在遥感术语中，“标记”系指照片或电视图像中的物体或地理特征的典型外观。）多数“干涉标记”是政治性的。1977年这家公司在婆罗洲①发生共产党起义时就曾空运出一个考察队，1978年在尼日利亚发生军事政变时也曾撤出一个考察队。偶尔这种标记也是地理性的。如1976年，他们在危地马拉地震时撤出过一个考察队。
①东南亚加里曼丹岛的旧称。
1979年6月13日，R．B．特拉维斯在深夜被叫醒，他认为那盘刚果录像带上的干涉标记是“最糟糕的干涉标记”，而且深不可测。他们只知道营地在仅仅六秒钟内就被摧毁了，也就是从休斯敦发出信号到刚果收到信号的时间。这个速度是惊人的。特拉维斯的第一道指示是：搞清楚“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身材魁梧的特拉维斯现年48岁。他对危机已见惯不惊。他是工程师出身，曾为美国无线电公司和洛克韦尔公司制造过卫星；30来岁改行搞行政管理，成了航天工程师们称呼的“祈雨舞蹈家”。为了承担制造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的任务，卫星制造厂家在18到24个月以前就订合同，盼望有50万个部件的卫星能在指定的日期准备就绪。如果不能如期完成，唯一的办法就是祈求坏天气以推迟发射，这就是所谓的跳舞求雨。
特拉维斯虽然搞了十年高技术问题，但至今仍很有幽默感，在他办公桌后的几个大字母就是他的管理经验的总结：“S．D．T．A．G．W。”，它们代表“总他妈有些东西要出错”。
但6月13日夜，他的幽默感却荡然无存。他的考察队完了，公司派出的八个人全部遇难，还有许多当地的脚夫也死于非命。八个人啊！这是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甚至比1978年在尼日利亚发生的不幸事件还要严重。特拉维斯想到他将面临的一系列电话，他感到疲倦，精神枯竭了。不是他要打出去的电话，而是他要接的电话。某某人能赶回来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或儿子的小联队的决赛吗？这些电话都会打到特拉维斯这里来，而他必须耐心倾听他们的热切期待和希望，并小心翼翼地回答说他说不准，但他表示理解他们的要求并将尽力而为。当然，当然……这些还没有说出口的骗人的话已经把他自己搞得精疲力竭了。
特拉维斯无法说明至少最近两星期或一个月以来所发生的事，但他要亲自打电话，要家访，要参加一个没有棺材、只有一个地地道道的空坑的追悼仪式，死者的家人和亲友将提出一些他无法回答的问题，同时盯着他的脸，想从他脸上寻找哪怕是最不明显的肌肉抽动、犹豫，或其他迹象。
他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也许在几星期内他将能多告诉他们一些情况，这是他唯一能感到的安慰。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他今晚打电话，他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们的家人，因为公司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这样就更增加了他的疲惫感。还有许多细节。保险审计员莫里斯走进来说：“人身保险单的事怎么办？”公司为考察队员和当地脚夫都买了人身保险。非洲工人每人将拿到1．5万美元保险金。人们了解到非洲人的年平均收入只有180美元以后，才知道这笔钱不算少。但是特拉维斯始终坚持认为按照规定当地工人也享受保险风险金，即使这意味着要给那些寡妇人家一小笔财产，即使公司要为保险损失一笔财产。
“暂时压一压，”特拉维斯说道。
“这些保险单每天要花我们……”
“暂时压一压，”特拉维斯又说了一遍。
“压多长时间？”
“30天，”特拉维斯说道。
“还要30天？”
“对了。”
“但是我们知道保单的持有者已经死了。”莫里斯不愿意浪费钱，他的审计员头脑无法服从特拉维斯。
“是的，”特拉维斯说道，“但你必须给脚夫的家里塞一点钱，让他们不要张扬。”
“上帝啊，要给多少？”
“每人500美元。”
“这怎么入账呢？”
“法律费用，”特拉维斯说道，“算在法律费用里，当地解决。”
“那么死去的美国队员怎么办呢？”
“他们有万事达卡，”特拉维斯说道，“别担心。”
这时英国出生的公司新闻联络员罗伯茨走进办公室。“你要公开这件事？”
“不，”特拉维斯说道，“我要封锁消息。”
“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