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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盛搜捕中秋节的盗贼时，在一家当铺、竟有意外的收获。
他在附近的当铺里，发现了一只宋代官窑的瓶子，觉得眼熟，当时就给收缴了。过了两天，张盛才查出，以前抄杨士奇家的时候，搜到过同样的一只瓶子；两厢对比，果然几乎一样。他又让精通古董的文官查验，确定这两只古董是同一窑出产的瓷器。
于是张盛逮捕了当铺掌柜，审问来源，顺藤摸瓜查到了瓷瓶乃从江西的当铺分号运来、已经是当死的古董。锦衣卫立刻派出人马，前往江西分铺。
杨士奇的独子杨稷，总算露出了马脚。过了几天，锦衣卫信使便从江西加急奏报，杨稷已被逮捕。
废太子东宫故吏杨士奇出身贫寒，本人是个既守规矩又很谦逊的文人，颇有名望；其洞明世故，常能直言，为上位者进了很多中肯的谏言。他自己大半辈子谨小慎微，儿子却完全不同。
废太子“非法登基”之后，杨士奇成为高炽身边的心腹谋臣，地位尊荣。其子杨稷也愈发嚣张跋扈，开始干一些欺男霸女的歹事。
杨士奇只有个独子，自己吃苦半辈子，便尽力让儿子锦衣玉食，打骂也舍不得下重手，且自然要想办法给儿子通融关系；杨士奇确实人缘很好，每次都能收拾烂摊子。却让杨稷愈发胆大。
有一次杨稷与人玩斗鸡赌钱，因为自己的鸡被啄死了，与人发生了一点小口角，竟然带着家丁把对方打得遍体鳞伤、活活殴打致死。应天府将杨稷逮捕归案，杨稷当众叫狱卒好吃好喝供着他，因为过不了几天他就得出去了。
果不出其然，杨士奇与张皇后的亲信宦官沟通之后，应天府便巧做安排，修改了卷宗；刑部复议也假装不知。不到一个月，杨稷便回家了。
而那苦主王家的人，收了杨士奇一笔抚恤费被迫和解，受官吏遣送回乡。不料那王家新寡的媳妇连氏非常执着，竟拿着当年太祖皇帝发的《大诰》本子，一路到了京师，到刑部衙门擂鼓喊冤。
刑部便将连氏逮捕入狱，既不问罪，也不释放，关到了朱高煦带兵进京那年、才被放了出来。她依旧在京师住着，时不时举着《大诰》拦轿喊冤。
太祖下旨印的《大诰》有一个神奇的功能，朝廷几乎每家都发过一本，并许诺庶民：遇到官吏欺压百姓、冤案等情状，任何庶民都可以拿着这个册子当路引用，直达京师告御状，大明皇帝必为民做主（太祖认为他的子孙后代，和他一样大权在握）；关隘守卫、巡检等人不得阻拦。
明太祖非常痛恨欺压贫苦百姓、贪赃枉法的官僚，曾经因为一两银子就把一个官员剥皮填草了。县衙门外告诫贪官的浮雕、官府大堂外的御制石碑文字，无不在展现太祖的政治理想。
然而时过境迁，如今早已不是严苛刑罚的时期，只剩那本《大诰》、依旧如宪法一般有充当告状路引的功能。
但即便新君继位，刑部也无法为连氏伸张正义；因为杨士奇被软禁之后，杨稷已经跑了。无须连氏伸冤，锦衣卫、三法司的人也在搜查杨稷。
那杨稷躲到了江西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又有杨士奇的一个好友庇护，锦衣卫查了三年都没查到。这回露出蛛丝马迹，纯粹是杨稷自己以为风声过了、跑到县城里典当东西。他一个过惯了好日子的纨绔子弟，估计忍受了三年粗茶淡饭的日子挺不容易的。
朝中闻讯杨稷被逮，立刻就有六科给事中、都察院的官员上书，细诉杨稷犯法三十余条。有各种各样的事，甚么调戏良家女子，打架斗殴，非法持剑，毁坏国营伎院公物（旧院、金陵十六楼等），闹市驰马，侮辱官员……实在是能犯的事都犯了，最大的一件还是杀人罪。
接着便有言官弹劾杨士奇，主要是谋反罪、徇私枉法罪、收受贿赂罪，以及一些逾制的可大可小的事。
朱高煦这时才知道，这个杨稷原来干了那么多坏事。很微妙的地方是，杨稷被抓之前，朱高煦完全没有收到过弹劾杨家父子的奏章。
朱高煦忽然想起来了，有一次他当着朝臣的面，随口说了一句“杨士奇贤明，朕不忍杀之”，大有过几年要启用的意思；应该造成了很多人的形势误判。
而最近锦衣卫忽然调集大量人马，快马直扑江西将杨稷捉拿归案，其阵仗很大，大伙儿似乎才如梦方醒！
洪武时期，官场就有人说高阳郡王狡诈，今日一看，臣僚们无不恍然大悟。
吕震张鹤等废太子时期的官员，也急忙上书痛陈杨士奇的罪状，恨不得马上与其划清界限。这让吕震在士林的名声一落千丈，因为永乐朝时期，吕震还因为与废太子关系太近，遭太宗警觉逮入诏狱反省。
朱高煦拿着一叠弹劾杨士奇的奏章，左思右想，决定堆到柔仪殿的一副架子下面，暂时留中不发。
永乐初年的血雨腥风、大明朝十余年间的两次大规模内战，到此时余震才稍稍平息，朱高煦不能轻易再让朝廷兴起风浪。
他得让满朝官员真正相信，以前的仇恨已经过去了，他朱高煦绝对不会秋后算账。
次日御门听政的时候，朱高煦便当众说道：“杨家父子罪状，朕已知晓。从今往后无论多久，诸臣不得再提，违者严惩！”
许多官员都高呼：“圣上圣明！”其中喊声最大的，反而是积极弹劾杨士奇的官员。
朱高煦执政以来看了很多以前的卷宗，也大概明白本朝的立法、司法完全是两码事。立法量刑非常重，只要把杨士奇的事弄到明面上说，牵连很快就会扩大化，很多本身就有关系的人、都要倒霉。杨士奇是废太子的亲信，只要在洪熙朝做过官的大臣、有几个完全与杨士奇毫无关系的？
而这种莫名兴起的朝政风浪，根本就毫无益处。
第八百三十二章 一个错误
在没有与任何大臣商议的情况下，朱高煦下令翰林院写了两道圣旨，其中一道送往刑部、大明央行、内阁宣读；另一道给行人刘鸣。
第一份是让央行的长官、或次级长官替代进入内阁决事，内阁扩充为十人；在刑部增设“工商法提举司”，长官为正四品提举，另有编修、参议等几个官职。
提举司负责修订工商法令，但每条法令通过，要经廷议决定。职权还包括复审各地的工商业、财产纠纷、借贷等财富相关的案件。受刑部尚书薛岩、两个侍郎的节制。
第二份则是表彰刘鸣在日本国有功，将他调往刑部，升任正四品工商法提举司提举，主持立法。
上回朱高煦增设“大明央行”，并任命宋礼为长官，也是当场决定，没有与谁商议过。但这回，情况似乎有点不一样。
刘鸣那份主张“与时俱进”的奏本，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时间并不长，很容易便挑起了朝中大臣的敏感神经。夏元吉、蹇义、吕震、解缙等等一干文官，当天就表现出了对此事的抵触情绪。
至于前两天还有的“废太子”旧案的风波，忽然之间就被人们抛诸脑外。
次日御门听政时，蹇义便上奏：“行人刘鸣，武德年己丑科三甲进士出身，至今不过两年有余，或不能担当四品之职，圣上三思。”
朱高煦不置可否。
翰林院的解缙立刻站了出来，径直说道：“圣上，刘鸣此人既无资历，也不见有过人之才。不过是揣摩上意、阿谀奉承之辈，写了一篇奏本，便平步青云，走的是钻营的路子。朝廷一开终南山捷径，上下诸官皆效仿之，岂是好事？还望圣上收回成命。”
顿时不少人都向解缙投去了赞赏的目光，恨不得竖起大拇指，情况非常难得。
朱高煦道：“圣旨已传视诸官，撤回则有损朝廷威严。”
他的话说得轻描淡写，但心头已有火气。稍微忍耐了一下，朱高煦又想：解缙只是敢说，他就算不说，看样子有些官员也是这个意思。
反正不管是蹇义、还是解缙，都不能抗旨，圣旨所言之事仍得执行。朱高煦便没多说，就此算了，然后叫大臣们各司其职，起身离开了奉天门。
有些朝代的中后期，皇帝对官员的人事权不再完整；可以杀官、罢免官员，但没法仅凭圣旨提拔官员；朝廷中枢官署，甚至可以把皇帝的圣旨打回去。
然而大明初的情况不一样，朱高煦延续的是太祖、太宗的规则。皇帝有乾坤独断的大权，想封谁做甚么官，一句话的事而已。
朱高煦没有太祖的精力、将所有权力都握在自己手里，但是他心头很清楚：不能轻易放开三样大权，人事、兵权、财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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