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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这篇讲话稿送到毛泽东面前后，毛泽东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保留，“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林彪成为无可争议的接班人后，据他的卫士长李文普说，林彪“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李文普是跟随林彪多年、深得林彪信任的警卫，在私下的谈话中，林彪没有必要同他说假话。“不想干这种角色”很可能是林彪的真实想法。林彪之所以“不想干”，并不是说他没有权力欲，没有个人野心。或许在他看来，这种角色只不过是“附庸”和“陪衬”而已，毫无实际意义。就权力而言，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并没有多少实权：他在党内的职务是副主席，但党权方面有毛泽东把关；他在政府的职务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但行政权力却受周恩来制约；尽管他受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军权却被毛泽东牢牢控制。这样看来，“接班人”只是名义上的东西，林彪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权力的回旋余地。难怪后来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叶群发牢骚说：“林彪多少年了，不就是个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嘛！”林彪鼓吹毛泽东是天才。毛泽东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１９１８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从１９６５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到１９６９年党的九大，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总的说来是融洽的，他们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基本是一致的，至少没有公开发生过“顶牛”现象。
然而到九大，事情慢慢起了变化。在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６日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了。毛泽东决定让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要事先写出稿子，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摘用记录稿。林彪提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正式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小组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他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毛泽东同意了，决定由林彪负责，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起草小组。然而，在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中，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了分歧。陈伯达不愿意和张、姚合作，自己关起门来单干。张、姚则在康生、江青的支持下，另外起草了一个稿子。在讨论张、姚的稿子时，陈伯达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陈伯达的意见其实是林彪的意见。陈伯达的意见激怒了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批评陈伯达按照林彪意见撰写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而毛泽东最终采用了张、姚的稿子，并作了多次修改。不但如此，毛泽东还严厉指责陈伯达“脚踏两只船”，意思是陈伯达在他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搞政治投机。林彪当然也不肯轻易让步，他对毛泽东肯定的政治报告根本不看，没好气地批了一句：“不掠他人之美。”他只是在九大上念了一遍，敷衍了事。甚至他在会前说过这样的话：“念错的越多越好。”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也是林彪的独创：“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５０周年，１９６７年由陈伯达、姚文元执笔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多处用“天才地”这一副词。此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可是，到１９６８年，情况有了变化。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草案时，毛泽东两次提出删去草案中出现的三个副词。当时有人报告毛泽东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毛泽东说，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因此，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九大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都没有再用这三个副词。１９７０年讨论修改宪法时，为写不写这三个副词，吴法宪和张春桥发生了尖锐冲突，吴法宪还拍了桌子。吴法宪将此情况报告了林彪，得到林彪的支持。吴法宪还得到了陈伯达的支持。然而，毛泽东却是支持张春桥的。１９６６年７月５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一份文稿上，作出了关于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最高、最活”一类语言的批示。毛泽东所不同意的这些语言，恰是林彪自鸣得意的创造。早在１９５９年９月至１０月，林彪就在全军干部会议上大讲“顶峰论”，他说：“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以后，林彪在多种场合反复讲，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１９６７年，毛泽东对林彪“发明”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四个伟大”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表示不满。他在上海指着报纸上林彪题写的“四个伟大”问身边人：“谁封我四个官呀？”“什么永远健康，难道有不死的人吗？”
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本是林彪得到信任，威望提高的重要原因。然而，在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上，毛泽东的思想却是变化的。他一方面说过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但同时，他又有多次不同意对自己过分吹捧。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与林彪在外交、战争等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分歧。１９６９年珍宝岛事件后，面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攻势，毛泽东感到腹背受敌对中国不利，便考虑进行外交战略的调整。他首先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四位老帅研究国际战略格局，向中央提出战略性建议。四位老帅向中央提交的报告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美矛盾比较集中在欧洲和中东，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四位老帅建议：应从战略上利用苏美矛盾，举行中美高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老帅们的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他接受了老帅们的建议，决定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采取了两项决策：一是同意苏联总理柯西金同周恩来９月１１日在北京首都机场会晤，促成了１０月２０日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把中苏关系从战争边缘拉了回来；二是利用尼克松刚刚上台的时机，先是在天安门上接见延安时期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后又开展乒乓外交，同意安排尼克松访华，希望尽快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对于毛泽东的这两项决策，林彪均持不同意见。他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要与苏联对抗到底。几十年领导和指挥军队的经历，使毛泽东对军队问题异常重视。九大期间，他特别指出：军队，我不相信就那么太平无事。那么太平吗？太平只能太平一个时候。此后不久，有两件事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第一件是林彪先斩后奏，向全军发布“紧急指示”，即“第一个号令”。“九一三”事件后，“第一个号令”被说成是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的，“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