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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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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现实生活中的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

  诗剧《聂嫈》在当时的上海产生了巨大反响,后来与另两出诗剧《卓文君》、《王昭君》一起结集出版,取名《三个叛逆女性》,在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郭沫若并没有停止于此,满足于此。他本人无疑是更渴望投身到革命实践中去,到革命的最前线去。

  从当时的情况看,革命也确实需要他这样一些有胆识、有热情、有能力同时也有巨大影响的宣传家和活动家。

  这样,郭沫若南下广州的主客两方面的原因都已具备,都已成熟。现在,就等着契机的来到,等着有一天忽然出现一个引发点。

  这个契机,这个引发点,很快就来到了。

  那是1926年2 月末尾的一天清晨,郭沫若照旧起得很早,他总要在早饭前赶写出一些文字,或者读一点书。这一天,他觉得精神特别好,工作效率出奇地高。早餐后他接到了一封信。信是由广东大学寄来的,信中非常诚恳和热切地表示希望他接受该校文科学长的聘请,也就是请去做现在一般所说的文学院长。

  这当然是令他兴奋不已的事情。

  广州,是他向往了许久的一个神圣的地方了。此前他一直没有机会亲赴那里,但他始终关心着那里的局势,他的声音和行动也始终与那里的脉动保持着一致。他一向认为:在“中国这个时代,这个环境里面,能够担当国民革命这个工作的”,能够“改造中国的局面”的,只有“国民革命策源地”广东。现在,能有机会踏上那片土地,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郭沫若是一个十分外向的人。他得到广东的聘请,一时难以压抑心中的激动,立刻跑到同在上海的另一位创造社成员也是他的好友郁达夫的住所,和他商量,希望他和自己一道南下。

  当时,郭沫若还准备多邀集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同行,因为他知道,大家的愿望是一致的,大家的理想都是能到广州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常云湄、蒋光慈和田汉都有各自的职守和各自的原因,一时不能离开。这时,只有郁达夫积极地响应他,表示可以和他同行。

  于是郭沫若立刻给广东大学回信,表示欣然同意接受广东大学的聘请。

  创造社另一位元老郁达夫,在当时的文学界影响和声誉也并不怎样小于郭沫若。

  和郭沫若不同的是,郁达夫当时是以其浪漫主义小说创作着名于世。他的一些小说如《沉沦》、《南迁》等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有些人甚至刻意模仿作品中人物的穿戴,其影响之深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

  当时郁达夫政治思想也十分激进。以他当时的思想论,虽然他口口声声谈“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但就其实质也还是应该划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不过,就他当时一些言论看,他在一些大是大非上,还是表现了难能可贵的超前观点的。譬如当时国民党右派在“五卅”事件后乘机用“赤化”、“共产”等罪名陷害革命群众。郁达夫即尖锐指出:“说对方是‘赤化’了”的人,还有“攻击共产党的诸君”,“若要攻击,请拿出实力来,把那些军阀先杀个干净再说。”这样明白公开的言论,在当时还不是很多的,因而对于长革命派的志气大有好处。

  郭沫若邀郁达夫一同南下时,郁达夫正在上海和郭沫若等一道组建创造社出版部,出版《创造月刊》,正是创造社由主张“为艺术的艺术”转到“为革命的艺术”的时候,一般被人看作是创造社的转换期,亦所谓创造社的第二期。郁达夫革命思想高涨,是十分自然的事。因此,当郭沫若接受广东大学之聘担任文科院长,而郭又邀郁达夫同去任文科教授时,郁达夫欣然同意,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郭沫若表示同意的回信寄出不久,广东大学的聘书和旅差费就很快转到了上海。

  聘书和旅费是由林祖涵(伯渠)的弟弟林祖同从广州直接带到上海的。可见聘任和受聘的两方面都非一般的积极和热情。

  以郭沫若在文坛的影响,他能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既是他的荣耀,也是广东大学的光荣。同样,郁达夫同意到广东大学任教授,既是郁达夫本人的心愿,也是广东大学的壮举。

  当时的广东大学已经聘请了许多国内知名的学者教授,郭沫若以及郁达夫的加盟无疑使广东大学力量更加壮大,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3月18日,也就是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被鲁迅称之为“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一艘轮船响过最后一声汽笛,缓缓驶离黄浦江口,向大海的深处驶去。轮船上就载着郭沫若和郁达夫;他们在微雨中告别了家眷,登上了这艘轮船,高高兴兴地奔向憧憬已久的广州。他们当然并不知道这一天在北京发生的事情。

  毫无疑问,惨案的血预示着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要经过漫长痛苦的道路,黄浦江口上空密布的乌云也显示出郭沫若、郁达夫们前途未必那样光明。

  但是,有一点是郭沫若没有想到的,那就是,他将在这次旅行的目的地广州和一位特别重要的人物相会,并由此和他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这位重要人物在今后的岁月里,将领导中国人民掀起天翻地覆的斗争,彻底改变旧中国的面貌,让全世界都感到吃惊。

  此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上面已经说到的毛泽东。

  ●四、相会在林伯渠的书房里

  经过五昼夜的海上航行,1926年3月23日清晨,郭沫若等乘坐的轮船终于抵达广州。

  说来也巧,离开上海的时候,天上下着微雨,到达广州时,天也是微雨茫茫。不过,这并没有影响郭沫若他们的情绪。他们投身革命的热情使他们不会考虑这些自然气候。他们在轮船还未靠岸时,就着急地走上甲板,紧靠船舷,激动地从站立在码头上欢迎的人群中寻觅自己熟悉的人的身影。

  他们很快就看到有人在招手。

  那是成仿吾。他也是创造社的一位元老和干将,当时在广东大学担任教授,同时兼任黄埔军校军事教官。是他一手操办了聘请郭沫若郁达夫来广州的事情。于公于私,当然都应该由他前来欢迎。

  还是在海上的轮船中,郭沫若和郁达夫就热烈地讨论抵达广州后的事情。他们尽量发挥着诗人和小说家的想像,计划着自己要干一番的事业。

  郭沫若想到自己要担任大学文科学长,心情既兴奋又紧张。让他写什么诗作什么文章,那他真是举重若轻,不在话下。但到大学做文科学长,倒正应上了一句俗语:“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不过,郭沫若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特别是在五四时期他极力主张张扬个性,曾经写过一首诗《天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如此博大的胸怀,磅礴的气势,在诗人郭沫若面前,还有什么不可战胜,不可克服呢?然而,现在来到的毕竟是一个新的天地,要做的毕竟是一个极想做而又极想做好的工作,郭沫若心里总还是有点不踏实,不能不想得更周到些,更细致些。

  他在到达广州的几天后,在一篇文章里说道:“我这次到广东来,本是抱着两个小小的志望来的。第一个我是想在国民革命的工作上实际贡献一些绵薄。……第二个志望是想在珠江流域的文化上加添一些儿涓滴,更换句切实话来说,就是我想把我们广大的这个文科,尽力地把它弄成一个近于理想的组织。”他又说:“我们要造一座庄严的殿堂,不消说堪为栋梁的大木是必要的,而且堪为地基的小砂小石也是必要的。我到广东来的第一个志望就是想做这一点点儿的小砂,想做这一点点儿的小石。”透过这些话里所包含的谦逊与虔诚之情,其实人们可以清楚看到郭沫若所怀抱的“志望”不是很小,而是很大他的确是打算轰轰烈烈干一场革命,干一番事业。

  然而,出于诗人的敏感,一到广州码头,郭沫若就觉察到一丝不十分正常的空气,那是一种多少显得有些紧张的空气,以至他后来说觉得广州“也并不是什么乐土”。

  郭沫若的感觉无疑是对的。事实上当时的广州正处在一场重大事件刚过之后,革命的危机感还没有完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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