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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五·一六通知》作为中央文件在党内逐级传达,并通过报纸和新闻广播等把它的内容公布到全社会。由此,毛泽东亲手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迅速在全国蔓延。于是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夜之间,几乎席卷全国。一时间,真正是天下大乱。
有些人感到有些不解,可毛泽东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林彪说得更赤裸裸,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就是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郭沫若开始感到矛盾、痛苦,感到疑惑不解和无所适从了。他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可又不得不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林彪已有言在先,对于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要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既然如此,郭沫若还有什么话说,又还能够作出什么别的选择呢?
此时,已经有些大学生开始贴批判郭沫若的大字报了。
郭沫若虽可谓“身经百战”,大风浪里行过船,可眼前这样的场面还真是第一次。这一次,真让他切身感受到了什么是“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大潮大涌。
周恩来知道了有人贴郭沫若大字报的情况,十分关切,十分着急,立即把郭沫若列入应当保护的一批干部名单之中,并送毛泽东审批。
毛泽东很快批准了这个名单。在毛泽东眼里,“郭老”还是革命的!他既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绝对是“学术权威”,可还戴不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而且运动开始时也很积极,表过态要“烧书”,这样的同志和老朋友是应该保护一下的!
就这样,郭沫若在运动高潮期才免除了批斗之苦。
为了报答毛泽东周恩来对自己的保护,郭沫若此时只有要求自己更好地支持和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努力用自己的言行来证明这一点。
7月4日,“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召开。郭沫若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当时,各国作家都不知道中国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惶惶然,到处乱糟糟,中国要搞“文化大革命”。何谓“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要“革”资产阶级的命?还是干脆要“革”一切文化的命?郭沫若这样的中国大作家要烧自己的书,还开什么“作家会议”?……一连串的问题在到会的亚非作家们头脑中盘旋。
其实,何尝是这些外国作家,国内的作家以至所有文化人头脑里谁没有这样一连串问题?
郭沫若感到有必要把问题说清楚,替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作一些解释。
他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会上向与会的各国作家阐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意义、方针政策。同时对自己说过“烧书”的意思作了说明。他说:“……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我这番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它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两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我检讨了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正常的事……”
我们现在也很难体认郭沫若说这番话时的真实心情。国外当然有“反华势力”,“反动派”要“反华”,都不值得奇怪。但是,当时国际上很多人包括一些亲华的朋友对中国搞“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郭沫若说的要“烧书”,简直感到惊讶。历史上只有两次着名的“烧书”,一次是中国古代的秦始皇,另一次则是现代德国的希特勒。这都是与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为敌,是极野蛮极残暴的行为。难道今天的中国还要重演这一幕历史吗?郭沫若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成什么样子,究竟会搞成什么样子,自己心里也是没有底的。但是,他不能不站出来说话,替共产党和毛泽东做一番解释。对此,尽管这些话,不免带有饰非的成分,而且也不能完全自圆其说,不过可以说,郭沫若在主观上是想为“文化大革命”做出正面解释的。
以郭沫若当时的身份和地位,连毛泽东都要借重他,江青就更对郭沫若寄予不小希望。
当时,由于江青的“向文艺黑线专政”,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群众很有意见。江青就想在文艺界找一些有名望的人来帮她。老奸巨滑的康生就给江青出主意说:“现在能拿得出手的只有郭沫若了。”江青听了康生的意见,就想聘请郭沫若担任“样板戏”的顾问,请他帮助修改“样板戏”。
为了收买郭沫若,江青决定请郭沫若搬到钓鱼台去住。江青的意思,这实在是最高的礼遇了。她计划把郭沫若的住处安排在康生和江青住房之间的一栋,甚至还亲自领郭沫若、于立群夫妇去钓鱼台看房子。江青还亲自为郭沫若拍彩色照片。
要知道当时拍彩色照片可新鲜,不是一般“消费水平”的人所能享受到的。又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师以上干部看“样板戏”,江青还热情地亲自搀扶郭沫若入座,一时引起议论纷纷。江青何许人也?在当时,她真是权重一时,炙手可热。她居然如此对待郭沫若,别人对郭沫若能不更加刮目相看吗?
然而,郭沫若还是有些“迂”,有些不识抬举。经过再三考虑,他终于没有领这位第一夫人、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的情,既没有当顾问、改剧本,也没有搬房子。这样,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在江青看来,郭沫若这“老头儿”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该对他“修理修理”了。
1967年5月25日,江青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为由,在《人民日报》上以《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为题,发表毛泽东1944年1月9日写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信中原有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两句话,被有意删去。这删节是否经过毛的同意,郭沫若不得而知,又不好打听。但他心里十分清楚这一删削的份量。这显然是一种态度,一个信号。这可以理解是在暗示公众:
郭沫若“有问题”,尽可大胆冲击。联想到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专栏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大字报甚至贴到了郭沫若寓所门前。流言蜚语更是纷至沓来,其中编造得最离奇最恶毒的,是指控他不久前为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书名中的“海”字,隐有“反毛泽东”的字样。(真正是天大的笑话!)红卫兵为此到郭沫若寓所门前示威,“勒令”他限期交代“反毛泽东”的弥天大罪。郭沫若明白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利,为了自保,他感到迫切需要表白自己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心。
10天后,即6月5日,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举办讨论会,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实际领导这次讨论会的东道主、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竟被安排在后排就座。当时正风头正盛的“文革”成员、小爬虫戚本禹到会作长篇讲话,郭沫若不仅要洗耳恭听,还要向戚本禹鞠躬致敬。在闭幕词中说:“戚本禹同志为我们作了富于启发性的报告”,“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个闭幕词标题就是《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
郭沫若意犹未尽,竟即席朗诵一首诗: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诗是这样的: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