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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改写的这一段极为详尽的诠释，不但纠正了郭沫若的误解，也使其他注家的争论得以平息。不过，毛泽东自己在记忆上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错位，即他说的“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实际上第一次攻打娄山关是在遵义会议之前。因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是1935年1月15至17日，而第一次攻打娄山关的确切时间应是1935年1月10日。这在当时担任攻占娄山关的红一军团二师团政委杨成武的《忆长征》一书“伟大转折”一节以及《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45页都有明确记载。由此也可进一步印证毛泽东所说的话：“解诗之难，由此可见。”因为有时甚至连作者本人也会记错，说错。
稍有遗憾的是，郭沫若的《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在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第5期和同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时，用的都还是郭沫若原来的不正确的解释。这可能是各报刊发表时未赶上看到毛泽东的改文。
一直到1991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毛泽东修改过的郭沫若诠释文章的手迹照片和有关说明文章，人们才有机会洞悉其中的原委。
总体说来，郭沫若以其诗人的激情、文学评论家的渊博和历史学家的深厚国学功底所作的精彩评述，不时有一些真知灼见，对于人们理解和欣赏毛泽东诗词的深邃含义，有很大的帮助。不过我们今天也应该承认，郭沫若在1963年12月以后写的对于毛泽东诗词的释文，明显受到“个人崇拜”思想的影响，有不少拔高溢美之辞和牵强附会之语。比如1965年2月为《清平乐·蒋桂战争》写的诠释文章《“红旗跃过汀江”》中，有这样一类的话：
主席的诗词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他的诗词却成为了诗词的顶峰。
主席的墨笔字每是随意挥洒的。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
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这‘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这里的“顶峰”和“四个第一”等都是当时的常用词汇，是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中众人都得跟着说的语言，我们不必因此苛责郭沫若，因为任何人都难以超越历史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但是那些穿凿附会的成分，毫无必要的政治说教和溢美之处，既背离了毛泽东本人的原意，又冲淡了原诗艺术欣赏的雅致，也给后人留下了訾议的内容，实在是大可不必的。
从1957年到1966年初，郭沫若发表了近20篇论述毛泽东诗词的文章。郭沫若是伟大的诗人。他学识渊博，又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他的有关文章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对毛泽东诗词研究的最高水平。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论述，由于他是着名的社会活动家，又是毛泽东的诗友，所以对毛泽东诗词中某些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有关想法比较熟悉。与此同时，又因为郭沫若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他对毛泽东的旧体诗词中的典故非常熟悉，所以他的解释常使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因此，他的不少解诗文章传达出了毛泽东的诗外之音。毛泽东的一些最重要的信号，或者说最主要的政治意图，被郭沫若用诗歌和解诗的特殊方式充分展现了出来，而且为毛泽东所接受。可以说，郭沫若成了毛泽东诗词的第一解诗人。
●三、诗词唱和
郭沫若和毛泽东在诗词方面的交往，更生动地表现在他们之间写诗填词唱和方面。由此更鲜明真切地表现出郭沫若对毛泽东的尊敬以及他们二人之间的密切交往。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早在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发表后受到一些别有用心者的诬陷和曲解，郭沫若即用《沁园春·雪》原韵，连着填了两首同词牌的词。这也可以看作是他们二人之间的首次诗词唱和。不过，那一次，原词既不是作者有意发表，郭沫若也并未把他用原词韵填的两首词送呈毛泽东看。这里姑且不谈。
像这样二人并未沟通的唱和，后来还有几次。如《试和毛主席韵》三首，题目分别是《念奴娇·小汤山》、《浪淘沙·看溜冰》、《水调歌头·归途》，与毛泽东的原词并无内容上的联系。我们也在这里省略。
真正可以从严格意义上说的诗词唱和，是在1961年的10月。
那正是中国人民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困难时期。此时，中苏两党已经公开论战，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分裂。由于国际国内原因，中国人民处境正十分困难。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困难，共度难关，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用“反修防修”和“备战备荒”来作为鼓舞人的思想支柱和精神支柱。当时，全党全国人民对于“苏修”的憎恨程度实不下于帝国主义，甚至是在帝国主义之上的。也正是这一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不怕一时的困难，在各条战线（包括文艺战线）仍保持相当旺盛的战斗气势。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一段历史，实在还有些悲壮之情。
就在这一的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了浙江绍兴剧团晋京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白骨精的故事见于我国古代着名神话小说《西游记》。在小说里，孙悟空跟随师傅唐僧到西天取经，路遇白骨精，孙悟空凭其火眼金睛识破其假象，第三棒就把尸魔打倒，使它成了“一堆粉骷髅”，而且“脊梁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但唐僧听了猪八戒的馋言说骷髅是孙悟空玩的戏法，一气之下，断了和孙悟空的师徒关系。后来又遇到另外的妖怪，只得由猪八戒去请回孙悟空，终于又把妖怪打败，师徒又言归于好。绍剧对故事情节略作了改动，让白骨精自己说出所玩的伎俩，教育唐僧。郭沫若看后，觉得很好，便于10月25日写了一首七律，抒发自己的感受。诗曰：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这首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唐僧，而且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千刀当剐唐僧肉”）。显然，郭沫若是以此诗隐喻当时的国际上的“修正主义”，影射他们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却对中国凶相毕露。
郭沫若写好此诗后，将诗录呈毛泽东。一方面是向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另方面也是想听听毛泽东对这首诗的意见。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写了一首和郭沫若的诗。全诗如下：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显然，毛泽东并不完全同意郭沫若的批判。这倒不是毛泽东不同意批判“苏修”，而是认为唐僧作为在中国妇孺皆知的一个文学艺术形象，不好和修正主义连在一起，只能把他看作中间派，而不能把他当作修正主义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