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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一些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接受。这是因为，从总体说来，中国人的文化知识水平不高，对于科学知之甚少，懂得要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人更少；而主要的是，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的国家（农民中的大多数也应该划归这一行列），小资产阶级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容易主观偏激，喜欢幻想，心态浮躁。他们不喜欢踏踏实实做事，总希望一镢头就挖出个金娃娃。过了多少年穷日子，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生活现状，并没有什么不对，甚至应该说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些常识范围内的事，常常被人们遗忘，甚至还被当作保守落后的“右倾思想”来批判，这就不是值得肯定的了。
毛泽东自己当时就犯了急躁冒进的毛病，经他一鼓吹，全国范围内就刮起了“大跃进”的狂风。一时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什么“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这一类唯意志论的“大话”就满处皆是，甚至被当作好的典型来提倡。毛泽东就十分欣赏“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样的“诗句”。曾说：“我看这个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
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过多谈论“大跃进”本身，因为那并不是本书要完成的任务。
我们在这里介绍了这些“大跃进”的情况，还是为了看到毛泽东和郭沫若在这一时期的关系和表现。
在这样的时代条件和背景下，郭沫若和毛泽东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思想认识和真情实感方面的相投相契。
这两个方面，一是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问题上的契合；另一就是关于“大跃进民歌”（简称“新民歌”）创作的看法。在这两方面，也可以说是在这两个问题上，郭沫若和毛泽东的观点和看法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和一致。（其中有郭沫若迎合毛泽东的一面，另一面，也和郭本人的诗人气质，喜爱夸张，从内心觉得正逢其时，正投所好，正是表现自己的时机有关）我们前已说到，毛泽东不但爱好诗歌，自己也作得一手好诗。因此，他也特别关心诗歌创作，并由此而及于整个文艺创作。
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主张诗歌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他这样说，并不是一时对文学创作的即兴意见，而是有他浓厚的哲学基础的。纵观他一生革命经历，可以清楚看出他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直都看得很重，并不想偏执于哪一方面（当然，从总体上说，他对浪漫主义还是有较深的感情）。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时，就曾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可见他不但不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者对立起来，而且认为二者是应该并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
根据毛泽东这一次关于诗歌创作的想法，周扬很快写了一篇谈新民歌的文章《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在这篇文章中，周扬进一步阐述和明确了毛泽东的观点，说：“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
周扬在文艺问题上善于领会和发挥毛泽东的观点，因而也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青睐。
就在周扬发表这篇文章后不久，即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再一次谈到“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一次，话说得更加肯定，更加明确，对于全体文艺工作者来说，显然是一种导向。
毛泽东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立刻引起文艺界的重视和热烈讨论。许多人结合已经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及当时已大量涌现的“大跃进”民歌发表文章，进行讨论。《人民日报》还为此发表社论《争取文学艺术的更大跃进》，说：“我们的工人和农民正在抱着无限的壮志雄心，充满共产主义精神，排除一切困难，以国家生活主人公的姿态，从事着豪迈的建设事业，只有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密切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地表达出人民群众的这种英雄气概。”许多文章也说：我们是生活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生活本身就是长了翅膀的，只有用“两结合”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文艺，才能适应我们这个一日千里的时代。
对于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郭沫若打心眼里拥护和高兴。无论从严格的意义或宽泛的角度看，他本人就是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家（他创作的诗不必说，他创作的历史剧以至小说也都如此）。毛泽东提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虽然也提出了现实主义，甚至从字面上看，现实主义还排在浪漫主义的前面，但事实上，或者说从总的精神看，显然是十分强调了浪漫主义的地位的。对此，郭沫若是当然更能体会到的。所以他听到毛泽东提倡“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便立刻明确表态，说：
在我个人特别感着心情舒畅的，是毛泽东同志诗词的发表把浪漫主义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来，使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比如我自己，在目前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这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所没有的心情。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这样一个创作方法，郭沫若不仅是停留在一般性的表态，而是结合毛泽东的诗词（特别是对于《蝶恋花·答李淑一》等浪漫主义十分明显的诗词）和自己的创作加以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先后写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等文章阐明“文艺上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精神实质上，有时是很难分别的，”说“古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是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从而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具有深远意义。他说：
主席提出这个创作方法，纠正了过去对浪漫主义偏颇的看法。我们是既承认革命的现实主义，又承认革命的浪漫主义，同时希望两者能更好的结合。这样，就使得艺术大解放，作家的思想大解放，破除很多清规戒律，避免可能发生的流弊和偏向。这样，就大大的有利作家的创作活动。
应该说，郭沫若关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观点和看法，对于宣传、阐述毛泽东的意见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当然，“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倡，其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当时的“大跃进”，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的局限。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谈特谈革命的浪漫主义，而比较冷落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此同时，大家谈论革命的浪漫主义，又自觉不自觉地把一些脱离实际的夸大、幻想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合理想象混在一起，因而也就在客观上为虚假浮夸打开了绿灯，铺平了道路。对于“大跃进民歌”中一些消极成分的肯定和过高评价，就是证明。
“大跃进民歌”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出现的群众性的文艺创作运动。其规模之大不但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恐怕以后也未必可能出现，完全称得上是“空前绝后”。在这次群众诗歌创作运动中，当然也出现了不少好的和比较好的诗歌作品，而且，从积极方面来说，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诚挚的愿望和高扬的热情，以文艺的形式记录了当时的时代。但，毋庸讳言，这些民歌（包括这一次大的诗歌创作运动）也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点。而这些问题和缺点也正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问题和缺点。
“大跃进民歌”实际上是从1957冬到1958春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兴修水利时开始涌现的。当时各地农村依靠集体力量兴修水利，创造了过去农民小生产时意想不到的奇迹，使农民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从而在激发起他们向自然进军的热情的同时，也激发起了他们诗歌创作的热情。他们歌颂集体的劳动，歌颂劳动的集体，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