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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建国初期几次全国性的文化思想（文学艺术）批判运动来看这一问题。
新中国的建立，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激起了巨大的创作热情。大家决心按照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精神，热心讴歌劳动人民，写工农兵，演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
我国电影界的情况也是如此。特别是我国电影界，可以说自开创以来，在革命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下，电影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革命的、进步的好电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新中国已经成立，他们怎么能够不更好地为人民政权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呢？
1950年底，一部由孙瑜编导、名演员赵丹主演的《武训传》在全国一些主要城市上映。影片竭力表现和赞扬武训为了让穷孩子能上学，有书念，有饭吃，不受人欺侮，而行乞不止，兴办义学。为了行乞兴学，他不怕吃苦，不怕受人侮辱，表现出“至仁至勇”的精神。影片上映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短短几个月内，仅京、津、沪的报刊上，就发表了数十篇肯定影片和歌颂武训的文章。这表明，人们的看法和评价相当一致，武训的事迹和精神确实感人。
几乎就在和影片《武训传》发行的同时甚至略早，还有三本关于武训的书在全国各地发行，它们同样受到各方面读者的欢迎。其中一本就是由郭沫若题写封面并作序言、由李士钊编、孙之隽绘的《武训画传》。
毫无疑问，正如序言中所表明的那样，郭沫若对武训的为人和办事是充分肯定的。他不无感情的说：“在吸吮别人的血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自然，他也没有忘记指出，“武训精神”虽然可嘉，但在当时的时代，“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应该说，郭沫若这些话今天看来也是对的，没有什么地方不合适。
应该特别指出，郭沫若为《武训画传》题写封面并作序，他的身份又是中央文教委员会主任，由此也可想见他的思想感情观点，更不用说《武训画传》因他题写封面并作序而造成的影响。
然而，大家都想不到，未过多久，即1951年3月，有人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说武训其实是“不足为训”，说武训的所作所为对于历史以至于现实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所以影片《武训传》的倾向也是要不得的。有一篇文章甚至查旧账查到我国着名的进步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他当年表扬武训也是不对的，说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反动统治下宣扬‘武训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权之后宣扬‘武训精神’，它的危害决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说是可能更大些。因为，在反动统治下面宣扬‘武训精神’，就会更直接地‘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那不更加是不应该的吗？”
今天看来，这样的观点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恐怕很少会有人表示同意。
没有想到此人的看法观点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岂止注意，可谓是十分重视。他当即表示同意批判者的观点，认为影片《武训传》确实存在严重问题，即不去歌颂人民革命斗争，反而完全肯定在反动统治面前奴颜婢膝、极力宣扬封建文化的武训。
此后，毛泽东亲自出马，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说：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社论还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毛泽东还批评一些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投降，并语气严厉地质问他们“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社论还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着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一经刊出，立刻在全国文化界引起极大的震动事件。这种形式，这种语气，显然超过了一般的不同意见。当时，不一定很多人知道发表这篇社论的内情，更不可能知道这篇社论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但至少猜得出和看得到这可不是一般的来头。
这篇社论的发表，首先使郭沫若等一些文化界的头面人物感到难堪和惶惑。当时，除了郭沫若说过武训的好话，为《武训画传》鼓吹过外，已经离开人世的着名人民教育家陶行之和民主斗士李公朴不算，像柳亚子、潘梓年、邓初民、黄炎培等国内知名社会活动家和民主人士都在不同场合采用不同形式多多少少说过武训的好话，推崇过“武训精神”。实际上，武训也是一位值得为他说好话的人。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时期也曾在一些讲话中称赞过“武训精神”，并以此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把革命坚持到底。现在，《人民日报》社论以这样高的调门批判武训和反映他行乞兴学事迹的电影，郭沫若等一些人又一时怎能转过弯来，怎能完全接受社论的思想和观点呢？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就在发表社论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中还发表了一篇短评《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短评要求“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者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该对于这样重要的政治思想问题保持沉默，都应该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并且，党的组织还要对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的党员“按照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结论。”
如果说社论中还多少有点客气地说“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着作和论文的讨论”，而短评则已经是直截了当地号召“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显然，除了“批判”，并没有什么可以商讨的余地。
就在《人民日报》社论的号召和直接推动下，在全国范围内，很快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批判运动，对《武训传》以及武训作了全盘的否定。许多批判者说武训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封建制度的崇拜者、封建道德的支持者”；指责电影《武训传》的思想内容是反历史的，艺术手法是反现实主义的，是一种“公开的反动宣传”，是有意识地“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是“向革命的新中国挑战”。
毛泽东在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还指示《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成一个以自己的夫人江青（化名“李进”）参与领导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到武训的故乡山东去实地调查。但这次说调查，从当时的情况和事后的结果看，调查工作完全是从预先做好的结论出发，对于所搜集到的“事实”，经过筛选、加工、改造，为事先作好的结论服务。调查团将调查所得写成《武训历史调查记》报毛泽东，毛泽东又对之作了多达十几处的修改，并根据带有很大片面性的调查材料把武训定性为“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说他是以“兴学”为手段，“对农民进行十分残酷的剥削”；所谓“义学”，其实是“不义之学”，是依靠封建统治势力，剥削、敲榨劳动人民的财富，替地主商人办学。这些结论，显然是与武训的实际情况不相符的。但《武训历史调查记》既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又在《人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