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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
会见时，毛泽东又分析了人们关注的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谈到了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他明确指出：“共产党，是私的，还是公的？无疑是人民的。党的做法，应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好处为原则。如果做来对这些都没有好处，我们就需要改正。”最后，他挥了挥有力的手，充满信心地说，和平总是要到来的，然而达到目的却是很不容易的。
郭沫若因为听觉不好，特别用心听毛泽东说的每一句话，注视着他的每一个手势，听得特别用心。
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一块老怀表来看时间。郭沫若见这块怀表已经很旧，觉得作为人民领袖生活得这样艰苦，特别是目前又在和国民党谈判，许多社会活动，应该有一块更好的计时钟，便立即把自己的手表抹下相赠。毛泽东谦让了一下，因为感于旧交情，也就未太客气地收下了这一不平常的赠物。这是一只瑞士名牌表，外壳呈圆形，直径4厘米，为机械表，“12”数字下有“OMEGA”字样；表带是棕色牛皮制成的。关于它的来历，一说是郭沫若游历欧洲时买的，一说是郭沫若访问苏联时对方送的。本来，毛泽东是不轻易接受馈赠的，即使接受了也大多交公，但这块表却陪伴了他30多年。他后来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这块表的来历，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不要叫别人拿去。虽然几经修理，表带也换过了，但一直留在身边。现在，这块表就陈列在毛泽东纪念堂的展柜里。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回忆，毛泽东虽然有了这块表，仍然常常不知道钟点。郭沫若送的表并没能起到提示他几点钟的作用，他也经常忘记上发条。当他要出去开会或会见外宾时，才问一下工作人员：“是什么时候了？”听到回答后，他对上时间，把发条紧几下。后来，这块表的机械失灵，恰逢瑞士友人送给他一块金表，工作人员趁机给他换了表。毛泽东只得将金表戴在手上，但他感觉太重，仅戴了几天就取下来，吩咐上交国库，并要求把郭沫若送的表再修一次，修好后继续戴，一直到他去世。1986年9月9日，汪东兴来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时，对参观的同志说：“毛主席的礼品里有好几块外宾赠送的表，我曾拿两块让他选一块戴，但他不要。有一次，这块表拿去修理，我给他送去一块礼品表，他不戴，只是摆在办公桌上。这块表修好后，他又将礼品表送回礼品室了。”由此足可看出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这一赠品十分珍视。
10月8日晚，张治中以政治部长的名义举行陪都文化界招待会，实为毛泽东送行，郭沫若也应邀出席。会上，毛泽东在简短的致词中强调“和为贵”，郭沫若深受感动，他觉得共产党的领袖“为了中国的和平，为了中国的民主”，“尽了多么大的诚意，冒了多么大的风险，受了多么大的委曲，忍了多么大的牺牲”。想到自己肩上所负使命，实在感到责任重大。
10月9日，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又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拜会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晚餐时，大家谈到郭沫若今后在文化界应取的态度，毛泽东很同意郭沫若本人的看法，认为“态度应该强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又一再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些话郭沫若是更用心听，也全部听进了耳朵的。
经过43天的谈判斗争，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定了《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即着名的《双十协定》。《协定》宣布必须“坚决避免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协定》并宣布双方确定召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各项重要问题。尽管国民党方面谈判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们的灭共之心并未因签订了《双十协定》而丝毫消减，内战最终不可避免，但毛泽东的重庆之行，确给当时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希望和欢愉。雾都重庆也因为毛泽东的到来，一时显得阳光灿烂。
次日（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九龙坡机场聚集了众多送行的人群。郭沫若和于立群也早早地赶来机场。上午九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车来到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到机场送行的有重庆各界人士和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等数百人。毛泽东与各界代表亲切握手话别；与陈诚、张治中、陶行知夫妇在飞机旁合影留念。毛泽东又特意与郭沫若握手，期望下一次的相聚。登上飞机前，毛泽东向中外记者发表简短谈话指出，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9时45分，飞机顺利起飞，毛泽东抬手看了一下手腕上郭沫若送的那块手表，然后向送行的人们再一次挥手，似乎还说了一句“谢谢，再见”之类的话话。郭沫若虽然听不见，但毛泽东此时此刻的身影，是深深印在郭沫若的脑海之中的。
●三、索句渝州叶正黄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有一件本来是文化界朋友之间的事，未想到在他离渝回延安后不久，不但在文化界，且在政治界也闹得沸沸扬扬，展开了文化思想界以及政界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
事情是由着名爱国民主人士、诗人柳亚子引起的。
当时，他向毛泽东索诗求字，毛泽东便将他1936年刚到陕北时填的一首词《沁园春·雪》抄赠。按理说，这只是一般友人之间诗词唱和，未想到竟然成为一件具有“轰动效应”的文化风波、政治风波和社会风波。而从此这一首词也名扬天下，不但确定了毛泽东的诗人地位，也成为革命文学艺苑中不可多得的杰作。
柳亚子也是毛泽东的“故旧”，早在20年代北伐战争开始前他们就已结识。
柳亚子原名慰高，1887年生，江苏吴江人，15岁起就开始写作宣传民主主义和反清革命的诗文，后受教于蔡元培、章太炎，并与“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结为好友。1904年加入国学保存会，1906年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成了“双料的革命党”。1909年与友人创建反清文学团体南社，并任书记员。民国成立后，曾一度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旋辞职，出任《天铎报》主笔，积极撰文抨击袁世凯及南京临时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1914年当选为南社主任（社长）。1926年1月，他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其后，他团结左派同志，同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坚定不移地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6年5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提出打击共产党人的所谓“整理党务案”，柳亚子义愤填膺，坚决反对。会后，他当面警告蒋介石，要其改弦易辙。“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柳亚子遭蒋介石通缉和搜捕，脱险后流亡日本。1928年4月，由日本回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由于他的资历和卓越活动，和宋庆龄、何香凝一道被人们誉为“国（国民党）党三仁”；又因为其写有大量爱国爱民的诗作，被郭沫若赞为“活屈原”。
柳亚子青年时代就开始追求革命，追求真理。早在五四时期，他就撰文说自己“醉心于马克司（思）之学说，布尔萨（什）维克之主义”。1922年，他撰《乐国吟后序》成，自署“李（列）宁之私淑弟子”，明确表示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敬仰之忱。1926年他又作了一首自己十分满意的《空言》诗：“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私淑总非宜。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斯。”表示对“空言私淑”已不满足，而是要真正信仰和以实际行动贯彻马克思主义了。
柳亚子和毛泽东结识是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那时毛泽东正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他们思想趣味十分相投，以至后来柳亚子在诗中反复说“珠江粤海惊初见”，“粤海难忘共品茶”，而毛泽东后来在诗中也说“饮茶粤海未能忘”。但他们二人也和毛泽东同郭沫若一样，从20年代北伐战争后就一直天各一方，暌隔有年，直到这次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才有机会与老友重见。这不但在二人的革命生涯中是十分不易，在一般的人情中，也是极可宝贵的。
柳亚子极重感情，天性真挚，平生也相当自负。他不容易佩服谁，但若有人一旦为他服膺，他则矢志不渝。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孙中山，毛泽东就算得上是一位人物。这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