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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反动派的阴谋要求全国人民提高警惕。
1940年11月9日，朱、彭、叶、项复电何白，据实驳斥了《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诬蔑，历数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种种磨擦。严正指出：在日本侵略者正在策动中国投降之时“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内外勾结，“其事至险，其计至毒”。但是，中国共产党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挽救危亡，为了团结教育中间派，仍然答应驻皖南新四军军部与直属部队开赴长江以北。
然而，反动势力并不因此而有所收敛。1940年12月8日，何白《齐电》进一步作反共舆论动员，宣称“调防”是执行“军令”。国民党并策动新国民党的第三方面的报纸宣传“服从军令”的重要。国民党并密令其各级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及宣传机关，“以泛指之口吻，影射中共违反军令军纪之行为，督促政府严肃军令，贯彻政令”。
于是一场反共行动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1941年1月4日，驻泾县的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等9千余人开始转移，准备绕天目山到苏南，待机渡长江北上。6日，当新四军军部三个纵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队7万多人的突然袭击。经过八个昼夜的激战之后，新四军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国民党军队扣押。而蒋介石竟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不仅取消其番号，还下令进攻其江北部队，而且声称要把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皖南事变”的血腥行为，激怒了所有站在正义一边的人们。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会发言人的名义严厉地揭穿和斥责了蒋介石的叛变阴谋。身在重庆的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郭沫若此时也在重庆，痛心疾首中，他也写下了强有力的诗句：
江南一叶奇冤史，万众皆先天下忧；
泪眼揩干还苦笑，暂忘家难赋同仇。
“皖南事变”之后，一切工作就更难进行了。蒋介石不仅在军事上实行独裁统治，而且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更是加强了箝制。那么，怎样来打破这种沉闷，反击这种箝制呢？周恩来拿出了一条锦囊妙计——为文化界领袖郭沫若的50岁生日祝寿，并纪念他的文艺生涯25周年。
郭沫若开始并不清楚这次活动的意义，他谦逊地表示自己做的工作很不够，不能为自己庆祝生日。
周恩来则告诉他说：在次活动不仅要搞，而且要搞很大的规模。
他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他还强调说：这次活动“不但要有民主党派的，文化界的，还要有国民党方面的头面人物。要具有统一战线的色彩”，而且“这个活动要搞成全国性的，规模要大，规格要高，要有足够的气氛”。
郭沫若领会了党组织的意图，他明白了这个生日纪念的非同凡响，这不是自我表现，而是一场“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的一次特殊战斗。而这场战斗的主角就是他自己，他必须完成好自己的任务。
于是，在周恩来的亲自精心安排下，中共南方局把这一活动的通知发往了延安、成都、昆明、桂林、香港等各地的党组织。一场特殊战斗的序幕就这样静悄悄地拉开了。
郭沫若的生日是在11月15日。
冬日的重庆，弥漫山城的雾气终日不肯散去。即使是大晴天，也让人感到郁闷憋气。
“买报，买报……”
“炒米糖开水……”
各种各样的市嚣混杂在雾气中。
人们急急忙忙地奔走在高低不平的街道上。
空气中显出的紧张，有点让人窒息。
郭沫若生日前几天，重庆各家报纸上就刊登了由冯玉祥、孙科、许世英、陈布雷、黄炎培、周恩来、章伯钧、黄琪翔、老舍等40人发起的“庆祝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活动”的消息。发起人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也有一般所谓“民主人士”。一时间，文坛政界以及各界人士都得知了这个消息。对不少人来说，他们是不知道这一活动的真正意义的。人们本能地感觉到这是一次难得的进步的文化聚会，无不盼望着这一庆典的到来。
具体负责筹备工作的是阳翰笙、冯乃超等20人组成的工作班子。他们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展开了有声有色的活动。
在庆祝活动期间，要上演两部历史题材的话剧——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
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是专门“为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25周年而作”的历史剧。写的是太平天国的事迹，具有以古鉴今的意义。
郭沫若作的《棠棣之花》也是历史剧，写的是战国时期，聂政刺杀侠累的事情，戏里的团结抗秦的精神，也表现了当前反投降反分裂的现实意义。
周恩来对《棠棣之花》的分剧本亲自提出了修改意见，并且亲自帮助剧组人员理解剧本。他说：郭老特别强调的“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绝不是封建思想，这正是郭老对党感情之深的表现”。“要从政治意义上去理解”“郭老的深意”，“它是针对目前形势的。”所以，要“好好研究一下，一定要选择最适合的导演和演员”。
在紧张地排练之中的，不仅是这两部话剧的剧组人员，还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们，他们是在练习大合唱，准备在庆祝会上演出由吕骥谱曲的郭沫若的着名诗篇《凤凰涅盘》。
另外，郭沫若诗歌研讨会在筹备，《郭沫若文集》的编印工作也在积极进行……。
所有的人，都把热情寄托在这些工作中，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准备着爆炸的火种。
11月16日，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来临。一清早，《新华日报》就先打响了庆祝的礼炮，他们在头版刊登了周恩来的长文《我要说的话》，又把第三、四版辟为《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25周年特刊》，发表了董必武、邓颖超、沈钧儒、沈尹默、潘梓年和苏联大使潘友新等人的专文和贺诗。满街的报童都在高喊着郭沫若50寿诞的消息，重庆的大街小巷洋溢出热热闹闹的气氛。
下午，在中苏友好协会的大楼内，纪念茶话会就在这里举行。
两千多宾朋欢聚一堂，大家还未入场，就被屋檐下一枝巨大的毛笔吸引住了。
这枝巨笔5尺多长，碗口来粗，笔杆上还刻着“以清妖孽”4个大字。
来宾们都称赞这份礼物别致而且意味深长，它反映了25年来，郭沫若在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成绩。他以如椽的巨笔写下了时代的诗篇，他的笔所具有的强大力量，为社会革命的前途清扫妖孽，始终冲锋在最前面。
茶话会开始，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他“平常所说的话”。
他首先把鲁迅和郭沫若进行了比较，对比了二人的时代背景和经历的不同，然后指出：“郭沫若创作生活25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25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一道奋斗到底的。”
接着，周恩来清楚地总结了郭沫若身上“在革命的文化生活中最值得提出的三点，也就是最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三点”，即：“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生活”。他说：“郭先生是革命的诗人，同时，又是革命的战士。他心中笔下充满着革命的愤火，也充满着对于人类的热爱。当‘五四’觉醒时期，当创造社草创时期，他的革命热情的奔放，自然还带着很浓厚的浪漫谛克，这正是当时知识青年的典型代表。但是经过前一次大革命炉火的锻炼，经过10年海外的研究生活，他的革命热情已受了革命理智的规范，然而他内在的革命烈火，却没有消失，相反的，愈蕴藏便愈丰富，一旦抗战号响，他便奔回祖国，他的革命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