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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8岁（1902年初）就开始在韶山南岸下屋场读私塾。从《百家姓》、《三字经》开始，继而点读《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两年后（1904年秋），转至韶山关公桥私塾。翌年春至1906年夏，又转学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私塾。当年秋至翌年（1907年）夏，再转学韶山井湾里私塾。在这里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而他最喜欢看的是《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总是偷着看。1909年秋至1910年夏，毛泽东复学于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这期间，他读了《史记》、《汉书》、《纲鉴类纂》、《日知录》等，也读了许多时论和新书。
毛泽东后来把这几年就读私塾概括为“六年孔夫子”（从1902年至1910年，实际不止“六年”，而是“八年”）。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如果说，孔夫子的书没有引起少年毛泽东多大兴趣，（不可否认，这些“旧学”对他还是发生了不小影响，这从他一生言行中可以得到印证）而有些所谓“新学”的书却很快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求知似渴的毛泽东。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开始活跃，具有一定思考能力，有了自己的观点感情，一些议论国家大事的书籍，更是强烈地吸引了他。譬如清末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着的《盛世危言》，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在于缺乏西方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并批评当时中国顽固派的泥古不化，甘心愚陋，以受制于人；同时指责洋务派学习西方技术，不从事本国政治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主张变革以御外侮，要求设立议院，广办学校，发展工商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实行“商战”，以抵制侵略，挽回权利。该书使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中体西用”的改良主张，于是开始忧虑国家的现状与民族的前途，并思索起如何救国的问题。又如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该书对外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表示不满，并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这也引起满腔热血的毛泽东的共鸣。当时，他还读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这本书写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写到了法、英侵占越南、缅甸的情况。1936年他回忆说：“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说他“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斯诺：《西行漫记》）这时的毛泽东，眼界开阔了，眼光放远了。他开始意识到一个有志气有作为的青年，不应该只是考虑自己个人的前途，而应该担负起救国于危亡救民于水火的责任。
然而，就在这时，毛泽东的父亲和毛泽东想的并不一样。他希望儿子能够子承父业，经商致富。经过一番抗争，毛泽东终于说服了父亲，让他按照自己的主意继续求学。
那是1910年，秋色满眼，一般人最易伤感的时候，16岁的毛泽东却满怀兴奋和豪情，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里离家虽不过区区50里路，却是他第一次走出山冲。这是他人生关键性的一步。如果没有这一步，他很可能就一直在家务农，或是按他父亲的意愿经商一辈子。那样，不但毛泽东本人的一生完全是另一个样，历史或许也会是另一种面目。
东山高等小学堂位于湘乡县县城东面东台山下。经清政府改制，实行的新式学校教育。教员多为维新派，其中还有留学日本受了明治维新影响的。课程设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体育、图画、音乐和英文等。
毛泽东入学后，很得校长老师的赞赏器重，甚至被誉之为“国器”。这在当时，显然有些夸张，人们也不怎么太认真较真，没想到后来证明倒是真的言中。不过，毛泽东本人当时也并没有太当真，不管别人如何称赞，他总是不骄不馁，虚心好学，充分利用学堂的条件，学到了很多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这为他日后走上社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没有待多久，只待了半年时间。第二年（1911年）春天，因为学堂老师对他的厚爱，认为他堪造就，并且湘乡县在省会长沙设有学校，故特意推荐他到长沙升入湘乡驻省中学堂就读。湘乡驻省中学堂，是近代民主革命者、同盟会会员禹之谟等人于1905年将湘乡试馆改成的。地址在长沙新安巷，设有师范、本科、预科等班。毛泽东入校后，编入预科班。这对毛泽东的学业来说 ，不啻是又踏上一级新台阶。他在这里，更加刻苦学习，一面关心时事，注视社会动态。很快，他就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反对清朝政府的救国宣传所吸引，卷入辛亥革命浪潮。
10月10日，武昌首义，声震全国。长沙是离武昌最近的一个省会，也是最早最快起而响应的省会。长沙城里的革命党人也非常活跃，四处演讲宣传，号召人们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在这样的鼓动和气氛下，毛泽东无比激动，感到建功立业，此其时也。他坐不住了，决定走出课堂，投笔从戎！
说到做到，毛泽东也顾不得和家人打招呼，立即报名参加已经响应武昌起义的湖南新军，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辎重营）左队。
然而，辛亥革命一阵风过，一切又恢复了旧样。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在中国维系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却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人民共和国。表面上的热闹掩饰不了社会的实质问题。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没有感觉特别地失望，却觉得继续待在军队当兵已无必要，立即决定退出了部队。不过，短暂的兵营生活，还是丰富了毛泽东的人生经历，为他以后革命生涯提供了一次见习和实习机会。
那是1912年春天，毛泽东从军营里走出来，春光明媚，桃红柳绿，他却一时不知何去何从。此时的他，实际上处于苦闷探索之中。他虽有远大志向和抱负，然在现实中该如何走，如何实现远大志向抱负，却十分茫然。思想过后，他决心继续求学，但学什么，进什么学校，思想并不明晰。他翻阅报纸查找登载招生的广告，首先看到的警察学堂，他觉得警察维持社会治安，能做些保护老百姓的事，很好，就想报考警察学堂；而当他看到肥皂制造学校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有津贴，特别是广告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他又觉得肥皂学校不错，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后来他又相继报考了湖南官立法政学堂、商业学堂、湖南公立高级商业学校。总之，此时的毛泽东犹豫不定，浮想联翩，最后落实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当年下期改名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校）。这是当时长沙办得较好的学校，名声较好，实力较强，颇吸引众多求学的青年。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所较好的学校，毛泽东也只读了半年（春季一学期），7月，他就离开了这所高等中学。离校后，毛泽东寄居于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只好一面等待机会一面过着积极自学的生活。
毛泽东开始积极自学，也因为距他寄居的湘乡会馆不远（约3华里）就是湖南省立图书馆。它创建于清朝末年，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