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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那时郭沫若和毛泽东二人，要说关于对方的熟悉和了解，恐怕是郭少于毛，毛多于郭。此前他们互不相识，郭沫若对毛泽东不会没有耳闻，但印象至多是“一个革命党人”。毛泽东应该对郭沫若知道得更多，因为当时的郭沫若在文坛上已是人人皆知，远近闻名。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和影响，也令毛泽东仰慕。现在，他们在林伯渠家见面，对于双方，都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感到愉快和高兴的事。
郭沫若在广州林伯渠家初识毛泽东，从具体的时间（这一天）和地点（林伯渠家的书房）上看，也许纯属偶然；但从总的时代背景看，他们二人的相识，应该有其必然。因为就大革命前夜的大环境看，郭沫若既然已经来到了广州，既然更直接地投身于革命大潮之中，和毛泽东等一些专门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志结识，除了只是时间问题，还能有其他别的可能吗？
如果用今天一些人喜欢的夸大用词和一些特别招徕的手法，对于郭沫若和毛泽东的这第一次见面，完全可以用“巨人见面”、“世纪会见”等词语来标明和形容。不过，实实在在说，郭沫若和毛泽东的初识，是十分普通的，和一般人的认识结交并没有什么区别。
毛泽东第一次见郭沫若，其印象如何，因为没有文献可考，我们无法揣度。这也许给人留下一点遗憾。不过，郭沫若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却以当事者回忆录的形式保留了下来，这很让我们感到欣幸。
郭沫若在事过多年以后，用看来十分平淡，实则含有深情的笔调，记述了这次有意义的会见及他对毛泽东的最初印象。他说：
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委婉。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
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实在低，加以我的耳朵素来又有点背，所说的话我实在连三成都没有听到。不过大意是懂到的，所谈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仿吾在旅馆里早就告诉我们了。
郭沫若的这段话，是写在他的回忆录《创造十年续篇》一文中，该文收在《学生时代》（为《沫若自传·第二卷》），写作时间是是1937年，离开那次见面已经10年有余。那一年，正是抗日战争开始爆发，中国共产党虽然以其抗日主张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人民的拥护，但尚未取得政治生活中的明显优势。这时，毛泽东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已经在全党确立其领袖地位，但后来的事情和发展情况还不明朗。实事求是地说，即便在这时，郭沫若也不可能充分估计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将在抗日战争及今后时态发展中所能发挥的能量，未必能清楚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因此，也就更不用说1926年广州的第一次见面郭沫若会怎样以超人的眼光，把毛泽东看成非同一般的人物。但是，从郭沫若在10年以后说的这一段话中，是可以明显看到这样几点的。那就是：第一，郭沫若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确实非常好，甚至可以说是超过想像的好；第二，郭沫若对毛泽东印象之好，是觉得毛泽东不但文静儒雅，而且为人“谦抑而潜沉”，不大声说话，不像有些革命党人喜欢高谈阔论，喜欢动辄教训人，甚至常常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在郭沫若眼里，毛泽东和他们完全不同，这不能不让他印象甚深。
正如郭沫若所说，毛泽东和他谈话的内容“不外是广东的现状”。从毛泽东这面看，他认为这对刚刚来到广州的郭沫若无疑是最应该也最急于知道的。而毛泽东和郭沫若刚刚见面，就毫无保留地向郭介绍广州当前的情况，也完全是以革命同志相待，由此也足以显出他对郭的尊敬和信任。只是对于郭沫若只能听到自己谈话的两三成这一点，倒是毛泽东没能想到的。本来他就文质彬彬，又对郭怀有敬意，说话的声音当然不会很高，加之浓重的湖南口音，他哪里想得到自己实在是浪费了一大半精力。
不过有一点郭沫若还是听清了，也记住了，并且印象很深，即毛泽东告诉他，从当前的情况看，“中山舰事件”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动摇性和叛变革命的极大可能性。他本人早在3月20日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发展趋势，他曾经说过：“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只是想不到事情发生得这样快。毛泽东在对当时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之后，一再对郭沫若说：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行为，必须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而且，经过事变的教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应该更坚决地和资产阶级右派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并且积极地争取农民和士兵群众，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这次事件，虽然资产阶级右派遭受到挫败，但还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提防他们的可能叛变。他的这些看法在当时革命队伍中并不是人人同意，然而他自信是合乎客观形势的，希望得到郭沫若的支持。
遗憾的是，郭沫若对当时的局势知之不详，却又没能听清毛泽东的叙述和分析，加上他们谈话的时间不长，所以，两个人没有进行更深入的交谈。不过他们两个人都十分清楚，形势还在发展，真正有眼光的革命者应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后来郭沫若回忆当时的形势说：“在市面上虽然看不出有什么动摇，但在政治圈中是还呈着发酵状态。”这说明，刚到广州的郭沫若并没有稀里糊涂，晕头转向。
他在北伐前夜革命热气高涨的时候，看出“政治圈中”“还呈着发酵状态”，不能不说是也受益于和毛泽东的那次见面，多多少少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信息和启发。
谈话未持续多久，主人林伯渠就回家来了。他的形象和毛泽东可是大不相同，郭沫若描写林伯渠是：“那位高长的老大哥，背有点穹，头发已经有点斑白，态度是异常的明朗，声音虽然像在嘴里含有一个汤团，但很宏大。他似乎是一位彻底的乐天家，什么忧虑都是不挂在眉梢上的。”
短短的几句话，已可看出这位来投身革命的诗人郭沫若对这位在当时十分重要的革命党人的极佳印象。
毛泽东和林伯渠商量了一会儿工作上的事情之后，就先告辞走了，显然他正忙于工作。郭沫若作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则留下来与主人共进了午餐。
就这样，郭沫若和毛泽东实现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会面。这次相见相识，虽然时间很短，显得过于匆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两位中国现代文化史革命史上的杰出人物在各自奋斗了一段时间并各自取得了丰硕成果之后，终于相会相识，并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
●五、毛泽东请郭沫若讲课
“中山舰事件”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一篇着名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在这篇文章中，他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说：“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正是因为有这样正确的认识，毛泽东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把握革命斗争中实质性的大问题。他在分析中谈到：“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是无产阶级的广大而可靠的同盟军。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运动的开展是极为重视的。
1926年5月3日，也就是郭沫若到广州一个多月之后，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了。整个番禺宫，人来人往，热气腾腾。
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届讲习所，它的开办可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和重大的影响。
在开学前夕的5月1日，广东全省召开了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作为讲习所所长的毛泽东亲自率领学员参加了这次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大会提出了“全国农民大团结”的宗旨和当前的主要任务——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组织，并进而谋求全国农民的大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