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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也在幻灭之余活下去,可是憎恶着,愤怒着。他们不怕幻灭,却在幻灭的遗迹上建立起一个新的理想。他们要改造这个国家,要改造这个世界。这些人大概是青年多,青年人精力足,顾虑少,他们讨厌传统,讨厌原则;而现在这些传统这些原则既在动摇之中,他们简直想一脚踢开去。他们要创造新传统,新原则,新中国,新世界。他们也是不顾一切,却不是只为自己。他们自然也免不了试验与错误。试验与错误的结果,将延续动乱的局势,还是将结束动乱局势?这就要看社会上矫正的力量和安定的力量,也就是说看他们到底抓得住现实还是抓不住。
还有些人也在幻灭之余活下去,可是对现实认识着,适应着。他们渐渐能够认识这个动乱时代,并接受这个动乱时代。他们大概是些中年人,他们的精力和胆量只够守住自己的岗位,进行自己的工作。这些人不甘颓废,可也不能担负改造的任务,只是大时代一些小人物。但是他们谨慎的调整着种种传统和原则,忠诚的保持着那些。那些传统和原则,虽然有些人要踢开去,然而其中主要的部分自有它们存在的理由。因为社会是联贯的,历史是联贯的。一个新社会不能凭空从天上掉下,它得从历来的土壤里长出。社会的安定力固然在基层的衣食住,在中国尤其是农民的衣食住;可是这些小人物对于社会上层机构的安定,也多少有点贡献。他们也许抵不住时代潮流的冲击而终于失掉自己的岗位甚至生命,但是他们所抱持的一些东西还是会存在的。
以上三类人,只是就笔者自己常见到的并且相当知道的说,自然不能包罗一切。但这三类人似乎都是这动乱时代的主要分子。笔者希望由于描写这三类人可以多少说明了这时代的局势。他们或多或少的认识了现实,也或多或少的抓住了现实;那后两类人一方面又都有着或近或远或小或大的理想。有用的是这两类人。那颓废者只是消耗,只是浪费,对于自己,对于社会都如此。那投机者扰害了社会的秩序,而终于也归到消耗和浪费一路上。到处摇头苦脸说着〃没办法〃的人不过无益,这些人简直是有害了。改造者自然是时代的领导人,但希望他们不至于操之过切,欲速不达。调整者原来可以与改造者相辅为用,但希望他们不至于保守太过,抱残守阙。这样维持着活的平衡,我们可以希望比较快的走入一个小康时代。
1946年7月12…13日作。
(原载1946年7月21日南京《中央日报》)
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
——悼闻一多先生
一
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关于后一方面,作者知道的比较多,现在且说个大概,来追悼这一位多年敬佩的老朋友。
大家都知道闻先生是一位诗人。他的《红烛》,尤其他的《死水》,读过的人很多。这些集子的特色之一,是那些爱国诗。在抗战以前他也许是唯一的爱国新诗人。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文学的态度。新文学运动以来,许多作者都认识了文学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而有所表现,可是闻先生认识得特别亲切,表现得特别强调。他在过去的诗人中最敬爱杜甫,就因为杜诗政治性和社会性最浓厚。后来他更进一步,注意原始人的歌舞:这是集团的艺术,也是与生活打成一片的艺术。他要的是热情,是力量,是火一样的生命。
但是他并不忽略语言的技巧,大家都记得他是提倡诗的新格律的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诗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散文如《唐诗杂论》,可惜只有五篇,那经济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简直是诗。我听他近来的演说,有两三回也是这么精悍,字字句句好似称量而出,却又那么自然流畅。他因此也特别能够体会古代语言的曲折处。当然,以上这些都得靠学力,但是更得靠才气,也就是想象。单就读古书而论,固然得先通文字声韵之学;可是还不够,要没有活泼的想象力,就只能做出点滴的餖饤的工作,决不能融会贯通的。这里需要细心,更需要大胆。闻先生能够体会到古代语言的表现方式,他的校勘古书,有些地方胆大得吓人,但却得细心吟味所得;平心静气读下去,不由人不信。校书本有死校活校之分;他自然是活校,而因为知识和技术的一般进步,他的成就骎骎乎驾活校的高邮王氏父子而上之。
他研究中国古代,可是他要使局部化了石的古代复活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因为这古代与现代究竟属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而历史是联贯的。我们要客观的认识古代;可是,是〃我们〃在客观的认识古代,现代的我们要能够在心目中想象古代的生活,要能够在心目中分享古代的生活,才能认识那活的古代,也许才是那真的古代——这也才是客观的认识古代。闻先生研究伏羲的故事或神话,是将这神话跟人们的生活打成一片;神话不是空想,不是娱乐,而是人民的生命欲和生活力的表现。这是死活存亡的消息,是人与自然斗争的纪录,非同小可。他研究《楚辞》的神话,也是一样的态度。他看屈原,也将他放在整个时代整个社会里看。他承认屈原是伟大的天才;但天才是活人,不是偶像,只有这么看,屈原的真面目也许才能再现在我们心中。他研究《周易》里的故事,也是先有一整个社会的影像在心里。研究《诗经》也如此,他看出那些情诗里不少歌咏性生活的句子;他常说笑话,说他研究《诗经》,越来越〃形而下〃了——其实这正表现着生命的力量。
他是有幽默感的人;他的认识古代,有时也靠着这种幽默感。看《匡斋尺牍》里《狼跋》一篇,便知道他能够体会到别人从不曾体会到的古人的幽默感。而所谓〃匡斋〃本于匡衡说诗解人颐那句话,正是幽默的意思。他的《死水》里《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也是一首难得的幽默的诗。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八十岁,现在还不满四十八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原载1946年《文艺复兴》)
二
闻先生的惨死尤其是中国文学方面一个不容易补偿的损失。
闻先生的专门研究是《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唐诗,许多人都知道。他的研究工作至少有了二十年,发表的文字虽然不算太多,但积存的稿子却很多。这些并非零散的稿子,大都是成篇的,而且他亲手抄写得很工整。只是他总觉得还不够完密,要再加些工夫才愿意编篇成书。这可见他对于学术忠实而谨慎的态度。
他最初在唐诗上多用力量。那时已见出他是个考据家,并已见出他的考据的本领。他注重诗人的年代和诗的年代。关于唐诗的许多错误的解释与错误的批评,都由于错误的年代。他曾将唐代一部分诗人生卒年代可考者制成一幅图表,谁看了都会一目了然。他是学过图案画的,这帮助他在考据上发现了一种新技术;这技术是值得发展的。但如一般所知,他又是个诗人,并且是个在领导地位的新诗人,他亲自经过创作的甘苦,所以更能欣赏诗人与诗。他的《唐诗杂论》虽然只有五篇,但都是精彩逼人之作。这些不但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且创造了一种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
后来他在《诗经》、《楚辞》上多用力量。我们知道要了解古代文学,必须从语言下手,就是从文字声韵下手。但必须能够活用文字声韵的种种条例,才能有所创获。闻先生最佩服王念孙父子,常将《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当作消闲的书读着。他在古书通读上有许多惊人而确切的发明。对于甲骨文和金文,也往往有独到之见。他研究《诗经》,注重那时代的风俗和信仰等等;这几年更利用弗洛依德以及人类学的理论得到一些深入的解释。他对《楚辞》的兴趣似乎更大,而尤集中于其中的神话。他的研究神话,实在给我们学术界开辟了一条新的大路。关于伏羲的故事,他曾将许多神话综合起来,头头是道,创见最多,关系极大。曾听他谈过大概,可惜写出来的还只是一小部分。他研究《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