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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俄罗斯在科学、科学密集型行业与高技术领域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尽管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如此。俄罗斯仍然有六十多个“科学城”，独一无二的科学、生产、教育中心，其中许多都是犯人们以艰苦的劳动在20世纪40～50年代建成的，目的是为了生产核武器、导弹技术、宇宙研究、生物与生物辐射研究，同时也用于一些基础科研项目。这类中心有些已经适应了市场经济的条件，但另外一些还需要国家的帮助。
俄罗斯在核能和整个宇宙行业领域的实力相当强。甚至美国一些公司的卫星也用俄罗斯的运载火箭发射。美国航天飞机发生事故，七名宇航员牺牲之后，美国不得不停止在2003年飞往国际空间站的任务。这一年只有俄罗斯向国际空间站输送了新的人员。俄罗斯在飞机制造业也占领先地位，包括军用飞机与民用飞机。值得一提的是，近三十年来，俄罗斯的民用飞机在国际航线上没有发生过一次空难。但在俄罗斯，正是飞机制造业陷入了困境，只有靠国家的积极帮助，才能找到理智地走出困境的办法。
举个明显的例子。一架老的车床还能工作许多年，尽管生产率会降低一些；但已经陈旧的飞机必须停止客运飞行。为了研制现代化的新一代客机，从设计到批量生产，需要10～15年的时间。这样的资金周转周期不可能引起私人投资者的兴趣，尤其是在一个刚刚建立市场经济的国家里。但负责运输乘客的航空公司就完全不同，尤其是国际航线（甚至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也很愿意投资，把“俄罗斯航空公司”的外汇收入存入他在瑞士新开设的私人银行）。
但是，甚至是质量特别好的苏联飞机也不能无休止地服役，而90年代，国家很少向国有飞机制造商们提供帮助。结果导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危机不断发展：小的航空公司要么是被吊销运营许可证，要么是干脆自己停业；大的航空公司则开始租用欧美生产的客机。
解决这一尖锐矛盾的时间还没有被完全错过，但只有依靠国家的帮助才能找到出路。国家也不应该甘心听任原来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之一破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只讲究市场规律。因为大型飞机、轮船、潜艇的制造，不可能只是依靠字面理解的市场经济原则。
俄罗斯研制与生产的某些种类的激光，超过了西方同类产品。按照专家的意见，俄罗斯符合世界水平的行业有：新材料、催化化学、生物技术、应用数学与程序设计、原料开采与加工厂技术、超导体与激光技术、非传统能源、电子、微电子等。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8）
上述领域的一些方案，俄罗斯今天可以独立研制，但也可以本着互利的原则，与西方公司合作。近两年俄罗斯报界刊登了许多文章，介绍莫斯科、杜布纳、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车里亚宾斯克等许多城市的俄罗斯学者独特而有商业前途的研究项目。尽管20世纪90年代曾有近一百万俄罗斯学者与工程人员移民去了其他国家，专家认为，目前俄罗斯学者与科研工作者占世界总数的12％（美国占世界总数的25％）。新西伯利亚的学者兼研究人员伊戈尔·库兹涅佐夫说：“现实经济部门中，与其他那些把资金投入原料加工业的、没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们相比，能最先得到高技术的企业家们可以领先几十年的时间。”
早在苏联时期，在各个科学实验室里就研制出各种不寻常的材料与生物制剂，但数量甚微，只够从事科学研究所需。没人想过，可以将这些发明用于商业目的。这不仅是因为此类项目大多属于机密，而且苏联的科研所也没有商业兴趣。现在，这一商业兴趣出现了。因为很多情况下，科研所需要自己创收，以维持科学研究的进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消息，如萨罗夫市阿尔扎马斯16号原子能中心的工作人员们研制出加工金钢石的独特工艺，并计划每年增加生产3000～4000万美元的金刚石首饰。
当然，在发展与鼓励新技术工业的所有做法上，不仅要依靠有经营头脑的学者，同时也要依靠国家，因为国家是大多数科学含量高的生产与科研中心的所有者。国防与高技术生产领域的一些最权威的专家提醒，俄罗斯要有效地支持与推动这些行业，现在所剩的时间仅有5～6年了。其中很多事情还是靠老一辈专家们和传统在支撑着，有些科研设备从70年代末起就从未更新过。
众所周知，印度将经济发展计划立足于发展信息技术，而且在该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对俄罗斯来说，产生这一信息技术飞跃的起点条件，比起几年前的印度应该要优越一些。假若国家与公司能够关注许多离开俄罗斯的年轻学者们，能够提供给他们可以接受的工资条件，他们还是愿意回国工作的。甚至在国家非常困难的1946年，也因斯大林大幅度增加了对科研的投入和科学家的工资，而保证了苏联许多科研领域在战后的高速发展。
俄罗斯的科研水平现在只逊色于美国，对俄罗斯来说，这仍旧是一个强大的资源，也是21世纪世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在对俄罗斯民族科学工业政策详细理顺与分析之后，该领域的两名首席专家多尔戈拉普捷夫与鲁班诺夫写道：“今天世界上只有美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国家的基础科学是全面展开的，这决定了现代社会在战略方向上的发展速度。问题不在于缺少取得应有发展的资源，而是科学工业政策主体缺乏活力，国家政治意志薄弱，社会道德败坏，再加上近年来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历史失败者’心态。”
改变这些客观与主观状况的时间还有，但是已经不多了。
在不破坏经济的前提下偿还债务
2001年春天，拖延向巴黎投资者俱乐部还债事件的发生，使外债问题成为俄罗斯社会关注的中心。困难相对来说很快地解决了，但报界就此的辩论持续了很久。
据专家估算，到2000年3月，俄罗斯的外债总额为1580亿美元；而到2001年3月，外债总额为1490亿美元；到2002年1月，外债总额变为1450亿美元。此时俄罗斯的内债大概相当于250亿美元。
对于了解俄罗斯国民经济总产量、外贸额、自然资源总量的专家来说，外债的数额并不十分巨大。亚洲、拉丁美洲、东欧许多国家，人均外债负担都比俄罗斯要沉重得多，而美国内债则有几万亿美元之多，但这并没有让美国的有价证券持有者感到担忧，他们还认为美国的有价证券是世界上最可靠的。
问题出在哪里呢？
俄罗斯的债务问题中，最让人担心的不是数量，而是明显的不合理性。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苏联和俄罗斯开始是借出，后来是借入债务，做得都太轻松，并没有关心如何合理地使用自己的、或是别人的总计数百亿美元的债务。俄罗斯没有形成国家管理债务的清晰有效体系，而财政部长几乎每年更换、政府也常常更迭。对于许多国务和社会活动家们来说，偿还巨额债务的义务本身就是出人意料的。
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向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伊拉克、古巴、尼加拉瓜、越南和其他亚非拉国家，提供了1000多亿美元的军事与经济援助。俄罗斯人可能已经不寄希望于这些国家能偿还这些债务，而是要将其作为冷战的结果而忘却。
80年代初，石油价格的下跌使美国与西欧国家倍感轻松，但却使苏联的经济环境恶化了。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发展，主要来源就是石油换得的美元。改革与“新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种对国家不利的环境中应运而生的。苏联对内和对外军事、政治义务在不断缩减，但是比财政收入减少的速度要慢。这就增加了国家领导对外部财政来源的兴趣。
戈尔巴乔夫开始对“大胆向西方国家借债”的口号持谨慎态度。“我们如何偿还这些债务呢？”他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提过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尼古拉·施米廖夫回答戈尔巴乔夫说：“历来没有人去偿还债务，大家偿还的是债务每年的利息。”很难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在苏联解体前的短暂三年内，俄罗斯向西方国家借了500多亿美元的外债，其中200多亿美元是戈尔巴乔夫和尼古拉·雷日科夫借来用于国防工业的军转民项目，100亿美元用于发展电子工业，还有50亿美元预计用于向冶金、化学工业与机械制造等行业投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