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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小事也乐此不疲。
所有了解普京在圣彼得堡市政府和克里姆林宫办公厅工作的人都指出，普京的能力和智力水平都非常高。不过，也有一些对普京不友善的人，吹毛求疵地挑剔他的文章、讲话、答记者问以及《首脑谈自己——弗拉基米尔·普京访谈录》等，指责普京学识不够渊博，批评他有些小地方用词不确切，非议他缺乏文学、音乐或外交方面的修养，攻击他在理解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区别上不精准，诸如此类。《总结》杂志的谢尔盖·伊万诺夫大声疾呼：“克里姆林宫还能不能再找出一个更有学问的人来？普京是极为平庸的，一眼就可以让人看出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人物。普京——这是一个拥有中等智力发展水平，具有普通的需求和极其一般法制观念的苏联人。叶利钦的那一套出人意料之举已经让俄罗斯感到厌倦了，俄罗斯想歇一歇了。说来，这也不是一个更坏的选择。” 甚至于，谢尔盖·伊万诺夫将自己文章题目定为《普京——平凡时代的一个平庸人物》，与此同时，他也表现出高傲、不怀好意和缺乏诚信。如此做法让人误以为回到了苏联那个政治论战时代：断章取义、有意回避、恶意对待每一个意识形态对手。
当然，将《弗拉基米尔·普京访谈录》一书与几乎同时问世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政治大舞台上的年代》比较，人们可以看出，在担任总理时，普京并不具备高层权力机构所需要的那种丰富经验和普里马科夫那样渊博的学识。但普京要比普里马科夫年轻得多，后者早在70年代就是“大”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研究所的院士。而那时弗拉基米尔·普京则刚刚通过经济学副博士的论文答辩，不过是国际政治大舞台上的一名新手。但他不仅具有充沛的精力，而且还非常勤奋好学。他对一切都充满了兴趣，想亲自去看看，“体验”一下、试验一下。正是基于此，他直接驾驶超音速战机跃升大气层最顶端或乘核潜艇深入北冰洋海底。结果，他很快就拥有了自己所必需的经验和渊博的知识。早在2000年夏初，他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比一年前更有经验、更自信的形象。
那些在 2000年与普京有过接触和了解、或曾和俄罗斯打过交道的政治家普遍认为，《总结》杂志有关普京不过是一个平庸官僚的评价非常草率，因为普京足够清晰地向所有人证明自己拥有强势人物所必备的素质。他善于在最困难时做出决定，并能够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他努力让自己与前任不同，既不同于鲍里斯·叶利钦，也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拉开距离。2000年初，在选民中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亚夫林斯基只在“熟悉经济问题”这一个题目上超过了其他总统候选人；普京在“熟悉对外政策问题”、“了解国内问题”、“制定计划的能力”及“对细节关注”等问题不如普里马科夫，而在其他如“顽强和目标坚定”、“勇敢和决断性”、“危急情况下镇定自若”、“对突发事件有充足的准备”等问卷题目上都超过所有其他的总统职位竞争对手。在总评成绩中普京获得了最高评价，被认为“最有能力管理好国家”；普里马科夫屈居第二，其后分别是久加诺夫、亚夫林斯基和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
新的政治家形象
2001年冬春，因普京任代总统一周年及他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一周年，许多记者和政论家经常写些普京的事，他们对普京在国内民众中拥有的空前高的支持率感到惊奇，对政治家普京性格和形象中很多他们不理解的、甚至是谜一样的东西感到惊奇，也提出了作为国务活动家的普京的道德品质问题。
那些自认为对普京了解很深的人们，经常会给总统以极为不同的评价：“他百分之百可靠”、“他完全是一个厚颜无耻之徒”，“他有同情心并很仁慈”、“他完全没有怜悯之心”等等。与此同时，他们还为自己的某种评价寻找证据，包括普京日常生活的各种趣闻逸事及其在国家元首职位上所做出和采取的各种决议、行动。斯维特兰娜·巴巴耶娃写道：“过了一年以后，总统变得更好被人理解了，但也变得让人更难预测。普京所展示出的某些品格，比如对所发生的事件不大放在心上——这一时让人无法理解，是应当高兴还是该感到伤心——换句话说，普京每天夜里大概都在睡觉，而不为那些过去和将来的噩梦所困扰。”
风格与个性（4）
很遗憾，早在60年代末，格里高利·波梅兰茨那本很有名的小册子中就提及政治家进入角色的能力、历史人物的道德品质等许多问题，但并没有得出一个标准答案。最高国务活动家的行为举止远不应总是单纯地受一些基本道德要求所支配，因为国家元首不是教堂的主持。
普京经历中的很多事例可以证明，在应当做出某种个人道德选择的时候；弗拉基米尔·普京似乎更青睐传统的正派观念。但对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而言，不能只讲个人选择，恰恰相反，还应当多谈一些国家或政党利益，谈国家选择、谈命令。众所周知，一旦形势变得严峻，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就经常会随意抛弃已经做出的决议，将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一走了之。但是，这条保持“两手干净”的方式对于一位大政治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在两个同样糟糕的决议之间、而不是糟糕和不糟糕的决议之间进行选择。
与此同时，在解决那些十分棘手的、积重难返的宏观经济问题以及几乎病入膏肓的俄罗斯社会机体问题时，俄罗斯领导人更青睐于使用外科手术的办法，而非长期的保守治疗。但外科医生在手术前需要不时地克服自己的激情和道德论据。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是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完成心脏移植手术的一位南非著名外科医生，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做心脏手术时，他更倾向于不知道躺在手术台的病人是谁，甚至请助手将病人的大部分身体蒙起来，情绪波动会对他的手术效果产生消极影响……
但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经常拒绝用激进的治疗方法根除社会病痛，而是运用治疗与增强自身机体免疫力相结合的综合疗法。在并没有彻底搞清楚病因和虚弱机体的抗病能力以及自身不具备提供必须设备和药物的情况下，普京更喜欢遵循古老的、希波克拉底的“无害”原则。
语言学专家曾几次过于挑剔普京的语言风格和个别讲话。为更加解恨地侮辱新的国家元首，亚夫林斯基在2000年3月26～27日深夜说，他“甚至从语言学的角度就可以看清楚俄罗斯公民选择了一个怎样的人物做自己的总统”。很多人都把亚夫林斯基看成是“卓越的”，至少也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不过，我倒倾向于认为他是一个机敏的演说家，但还太浅薄，在电视演说和辩论时，他常常发表一些极其简单的言辞蛊惑宣传，而从来没有人在这方面诟病普京。
普京在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第一次阐述政府车臣政策的发言以及为莫斯科大学学生所做的重要演讲，都内容丰富、富有逻辑性并且妙趣横生。在2000年初大选前，普京经常发表演讲，重复一些内容也就不可避免。但无论是在学校礼堂还是在全国，他都可以让人们更津津有味地倾听自己表述的观点，而且，他的立场很清楚。其实他有时若是不发言，可能效果还会更好一些。
对于政治家来说，善于交谈、倾听座谈者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品质。众所周知，斯大林很少将政治局会议变成个人的演说。他搞清问题，然后边在办公室前后踱步，边注意倾听政治局委员的发言，有时则在大号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只有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斯大林本人才开始讲话，而这通常是再没有人能更改的最后决定。在邀请专家，如冶金、武器系统、语言学等方面的专家时，斯大林可以不停地听上几个小时，间或也只是提上几个启发性的问题。
赫鲁晓夫则喜欢用明确自己立场的发言作为政治局会议的开场白，在此之后，与会者很难再提出与党中央第一书记想法相悖的观点。戈尔巴乔夫也不喜欢听别人讲，而是选择说——甚至就连邀请两三个人提意见和咨询的时候也不例外。
鲍里斯·叶利钦通常是向座谈者提问题和倾听，但是却不善于听取别人向他提出的建议。他能中断别人的谈话并将座谈者——顾问们、助手甚至还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