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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她无论做什么都是全力以赴。“我肯定你是——很能干，我的意思是——可是那就没剩下多少时间去干别的事情了，是吗？”
“什么别的事情？”
“噢，一般的。丈夫、家庭、围着篱笆的房子。”
“这些总有一天会来到，我不排除它们。”
“可现在还没有。”
“没有。有一两个较接近的人，可是没有铜戒指或者钻石戒指。”
“彼得是谁？”
笑容消失了。“我给忘了。你看过那封电报。”
“对不起。”
“用不着。那事已经过去了……彼得？我崇拜彼得。我们同居了近两年，可是不成功。”
“显然他并不抱怨。”
“他最好别！”她又笑了。“他是部门的负责人，盼望不久能够得到内阁的任命。如果他不老实，我有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可告诉财政委员会，那时他就得回去干他的二等机要秘书了。”
“他说他26日到机场去接你。你最好给他发个电报。”
“是的，我知道。”
她走的事他们从来不谈，好象这是遥远的事。它和已经发生的事没有关联，它是将要发生的事。玛丽已经说过她要帮助他，他也已经接受，假定她是出于虚假的感恩才同他在一起逗留一两天——而他对这点是感激的。但是任何其它事情都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他们不谈这题目。娓娓清谈，相对的一瞥，淡淡的笑声，这些都带来精神上的宽慰。偶然也有短暂的热情流露，双方都理解，但都望而却步。其它任何事情是不可想象的。
于是他们不断回头谈论那离奇的经历，那过去所发生的事物。更多谈论到的是他而不是他们俩，因为他是构成他俩在一起的离奇的原因——一起在瑞士一家小旅店的房间里。离奇。它不是玛丽·圣雅克那种合理的、有秩序的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正因为它不是，她的有条理和善于分析的头脑受到了挑战。不合理的事物需要检验、澄清、解释。她在调查中不屈不挠，同杰弗里·沃士伯在诺阿港岛时一样坚忍不不拔，但是没有医生的那种耐心。因为她没有时间。她知道时间不多。她知道时间不多，所以常常逼得他好狠。
“你看报的时候，什么最吸引你的注意？”
“混乱。似乎是全球性的。”
“说正经的。什么是你熟悉的？”
“差不多全都熟悉，可我说不出来为什么。”
“给我举个例子。”
“有一篇报道说东德干涉波恩政府在华沙的联络处。东方集团，西方集团。我也懂。”
“你明白这种关系，是吗？你在政治上——地理政治方面——有接受能力。”
“或者说我对时事有十分正规的业务知识。我从来也不是一名外交家。联合银行那笔钱排除了我受任何政府雇佣的可能性。”
“同意。可是，你对政治敏感。地图怎么样？你叫我给你买地图。你看地图时想到了什么？”
“有些名字会触发形象，就象在苏黎世那样。建筑物、旅馆、街道……有时是人的面孔。可是这些面孔都没有名字。”
“你去过很多地方？”
“我想是吧。”
“你知道你去过？”
“是，我去过。”
“怎样去的？”
“‘怎样’指什么？”
“通常你是乘飞机，还是汽车？不是指出租汽车，而是自己驾车。”
“两种都有，我想。怎么啦？”
“乘飞机表示多数是较长距离的旅行。有人接你吗？有没有在机场、旅馆出现的面孔？”
“街上，”他不由自主地回答。
“街上？为什么是街上？”
“我不知道。面孔在街上同我会面……在僻静的地方、昏暗的地方。”
“餐馆？咖啡馆？”
“是的，还有房间里。”
“旅馆的房间？”
“是。”
“不是办公室？写字间？”
“有时，不太经常。”
“好。人们会见你。面孔。男人？女人？两者都有？”
“多数是男的。有时是女的，可多数还是男的。”
“他们谈些什么？”
“我不知道。”
“好好想想。”
“想不起来。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任何语言。”
“没有时间观念？同人会晤总要约定时间。他们期待着见你，你期待着见他们。谁来安排这些约会？总要有人来做。”
“电报。电话。”
“谁发来的？从哪里发来的？”
“不知道。它们会到我手里。”
“在旅馆？”
“多数是，我想。”
“你曾对卡里隆那个助理经理说你的确收到过信息。”
“那么他们到过旅馆。”
“什么七十一号？”
“纹石。”
“纹石。那是你的公司，是不是？”
“它没有任何意义。我找不到它。”
“集中思想！”
“正集中着呢。这个名字没有登记。我打电话问过纽约。”
“你似乎认为这种情况很不寻常。其实不然。”
“怎见得？”
“它或许是某个公司的一个部门，或许是一个充单方面的子公司，为母公司出面采购的子公司。如果母公司名气大，讲价钱不利。现在天天都有这样的事。”
“你要说服谁？”
“你。你很可能是美国某家金融机构的流动谈判代表。各方面都很象：随时可以提取的资金，机密文件经公司批准可以启封，可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这些事实，加上你本人对政治气候变化的敏感，表明你是个受委托的收购代理人，十分可能还是家母公司的大股东或者合伙人。”
“你讲得可真快。”
“我讲的都符合逻辑。”
“有一两处漏洞。”
“什么地方？”
“账上没有提款记录。只有存入。我不是卖出，是买进。”
“你不知道，你忘记了。付款可以结余差额存入。”
“我根本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懂税收规章的财务人员明白。另一个漏洞是什么？”
“人们不会因为要压低买价而杀人。揭露，可能。杀人，不会。”
“也许完全弄错了。或者，也许把那人错认为另一个人。我要告诉你，你既然不可能是那种人，就不是那种人！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这么相信？”
“我就是这么相信。我同你在一起三天了。我们的谈话我也留心听了。他们弄错了。可怕的错误。或者是什么阴谋。”
“与什么有关？针对什么？”
“那正是你必须搞清楚的。”
“谢谢。”
“跟我说说。在想到钱的时候，什么会在你头脑中出现？”
别说了！不要这样做！你不明白吗？你错了。我一想到钱就想到杀人。
“我不知道，”他说。“我累了，想睡觉。早上去发个电报。告诉彼得你即飞回。”
夜半已过，第四天已开始，可是仍然没有睡意。伯恩望着天花板，望着映着斜对面台灯灯光的黑沉沉的木板。在夜间，灯从来不关。玛丽让灯亮着。谁也不问为什么，谁也不说为什么。
清晨她将离开，他自己的计划将具体化。他要在这家客店再住上几天，请乌伦的医生来拆线，然后去巴黎。钱在巴黎，还有其它东西——他知道，他感觉到。最后的答案在巴黎。
你不会无能为力。你会找到你的路。
他会找到什么？一个名叫卡洛斯的人？谁是卡洛斯？他是伯恩的什么人？
他听见从靠墙壁的长沙发传来一阵衣服沙沙声。他看过去，吃惊地发现玛丽没有睡着。相反地，她正在看着他，真正地凝视着他。
“你错了，你也知道，”她说。
“什么错了？”
“你正在想的。”
“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不，我知道。我看见了你眼睛里的表情，看见了你对你认为存在的东西并没有把握，可又担心也许是存在的。”
“存在过，”他回答。“请你解释斯德普得克大街的事，‘三家农舍’的那个胖子的事。”
“我不能，可是你也不能。”
“他们在那里。我看见了他们。他们在那里。”
“弄清楚为什么。你不能是你本来不是的人，贾森，去查清楚。”
“巴黎，”他说。
“是的，巴黎。”玛丽从长沙发上站起来。她穿着近似白色的浅黄色睡袍，颈部是珍珠钮扣。她光着脚向床走过来的时候睡袍飘动着。她站在他旁边，垂着眼帘，然后抬起双手解开扣子，让睡袍垂落在地上。她坐在床上向他探过身来，摸他的脸，托着它，温柔地拥抱他，双眸象过去几天目不转睛地频频看着他那样凝视着他。“感谢你救了我的命。”她轻声说。
“也谢谢你救了我，”他回答，感觉到她的渴望，不知道她是否同他一样，渴望中伴随着痛楚。他脑中没有关于任何女人的记忆，也许正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