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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点什么，却口噤不能出声，“似将动风抽掣者”，只得急回署中。延医服药，医者均谓他“心血过亏”。随后，病情旋发旋止，旋止旋发。但他依然不辍公事，不废阅读，《理学宗传》数本，日不释手。
二月初三日，他还阅看了《理学宗传》中的《张子》一卷，写了日记。而这天的日记，竟是他从道光十九年以来极少间断的日记册中的最后一页，他在上面留下了他生平写的最后一个字。第二天午后，他由长子曾纪泽陪同，在总督府后的西花园散步时，屡向前蹴，忽喊足麻，却已抽搐，儿子急扶他至花厅，他已不能言语。于是更衣端坐，家人环集左右。三刻钟后，即目瞑气息。
这位16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军事舞台上叱咤风云而又温文尔雅的曾国藩，只活到62岁，就带着“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的自艾自责而过早地谢世了。但从中亦可看出，曾国藩确实可以称得上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
曾国藩一生好学，同时也总结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习方法，对后人具有很大的启发价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青年毛泽东的书信中看出来。
1915年６月25日毛泽东在致湘生信中，曾这样谈到治学方法：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是曾国藩于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国荃信中的一段话：“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这些话，毛泽东以为是金玉之言。而在曾国藩的日记、家书中，这一类的至理名言是很多很多的。
第二部分：学 问作文——修辞以立诚 忌巧言雕饰（1）
◆原文
凡作文诗，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苦平日酝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达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辞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则必巧伪媚人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作文写诗，有真情实感，不得不一吐为快的时候。但必须要在平时积累了丰富的道理，这样才能不假思索，左右逢源。而说出来的话，也才能充分表达心中的真切感情。在写文章时没有因为雕琢字句而苦恼，文章写成后也没有阻隔不清的感觉，这都是平时读书积理多而带来的效验。如果平时考虑得不深入，那么即使有真情想要倾吐，可是道理却无法表达清楚，从而不得不临时去探寻义理，而义理并不是一时就可获得的，于是只好去追求字句工整。至于作文时沉溺于雕字饰句，就会想通过巧言来取悦于人，更为拙劣，至于修辞立诚的宗旨，则早已荡然无存了。以后当遇到真情表露的时候，一定要看胸中的义理怎么样，只有能随意获取这些义理才行。否则的话，要靠临时去采办，那还不如不作文，因为这时作出来的文章一定是用巧伪的手段来取悦于人。
◆原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明德行、造福于民、达到至善，这都是我份内应做的事情。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认为以上三项与自己毫不相干，那么，读书还有什么用处？尽管能写文章、能作诗，卖弄自己的博学高雅，也只能算得上一个认得字的放猪奴，怎么能算得上是深明大义的有用的人才呢？朝廷依据考试中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替圣贤立言，也就必然懂得圣贤的道理，可以身居官位治理百姓，兢兢业业地处理事情了。如果认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份外的事，那么，即使能写文章、作诗词，却丝毫不懂得修身养性、治理国家的道理，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与用放猪奴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原文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即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夏、商、周三代全盛时期，圣明的君主和贤德的辅相们代代相继，社会和睦安宁，道德的精义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而对学问的追求，扩展到普通的乡村。因此，当时哪怕是捕兔子的乡野之人，以及在汉阳游玩的女子，都天性贞静，擅长吟咏，至于像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这些人，他们德行完善工于作文，就用不着再说了。到了春秋时期，王道的恩泽衰竭了，大道也将要废弛，文章也渐渐变异了。所以当孔子看到了被捕获的麒麟，就哀叹说：“我追求的大道要完了！”对匡人说：“古代的礼乐制度将要丧失了！”于是发愤修订六经，昭示帝王的法则，流传千代而不可更改，其用心良苦，事业盛大啊！孔子去世之后，他的门徒四散分布，不断传授发展。后来的聪明杰出的人士，有的人理解其旨意并撰文著书，他们大体上都是孔子的传人，他们的文章是醇厚还是驳杂，完全根据他们反映大道的多少而确定各自的等级：把握大道最多的人，他的文章特别醇厚，孟轲便是这样的人；把握大道次多的人，他的文章就比较醇厚；把握大道少的人，他的文章就驳杂；最少的人，他的文章就最驳杂。从荀况、扬雄、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以下，他们的高低等次，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来。
第二部分：学 问作文——修辞以立诚 忌巧言雕饰（2）
◆原文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文章写作之道，气象光明宏伟是最难能可贵的。如同多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