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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们，我们全线反攻了，祝你们打胜仗！打胜仗！”他们有的也扬手回答：“打胜仗！”但大部分都给一种“神圣的森严”压住了。一个个的“衔枚疾走”。这使我们得了更深刻的印象。我心里说：“抗敌救亡真不是儿戏的！”这是一个严肃的死活斗争！
长江约我们去看××，我们因为时间不够，婉谢了。回到租界，但罗唆一通也通过了。下车后我忽忆××君之约，赴××饭店去会他。那时舞厅的霓虹灯还没有熄，舞场内正奏着醉人的音乐，一些青年男女们在“火山”上跳得正起劲。使我深深地感觉得租界的寓公生活与“民族的感觉”不并立！
（原载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上海《救亡日报》）
《鲁迅翁逝世二周年》
手法何妨有异同，十年苦斗各抒忠。
雄文未许余曹及，亮节堪称一世风。
惜逝惊添霜鬓白，忧时喜见铁流红。
神州今作存亡战，百万旌旗祭迅翁。
鲁迅逝世第一周年忌作于上海去年的今天，在上海正进行着神圣的抗日战争。在隆隆的炮声中，上海的革命文化人没有忘记用他们最真诚的泪纪念一伟大的民族作家之死。在沪西一个教会学校的礼堂里，拥挤着千百的革命青年，祭坛上金黄的菊花至今还灿烂在我的心眼中。那天我去得稍迟，没有进门就听得一阵热烈的掌声，沫若兄的演词正达到最高潮：
“鲁迅以前，前无鲁迅，鲁迅以后，无数鲁迅！”
这一警句无疑地引起了这一群文学青年的热狂，接着我们听了冯雪峰、周建人、郑振铎诸先生的高论。我也被介绍着很兴奋地述了我的感想，并回顾了一下我所知道的鲁迅翁的生平。但我以为鲁迅翁是那样重视文学界的组织的。在抗战已在壮烈进行之际，文学界的救亡组织远落在其他文化部门之后，应该是我们的耻辱。我以为应以加紧文学界之救亡组织来纪念鲁迅。
这提议大体上是实现了。没有几天之后，鲁迅纪念会在浦东大楼盛大地举行。当场发起了上海文艺界抗敌协会，甚至推举了负责人，成立了协会的组织。这一组织的成功可以说颇足以慰鲁迅翁“在天之灵”的。但正在工作开展中，我们的战争是那样的日益紧张。尤可痛心的是，在那样紧张的局面中，无原则的政治摩擦也依然激烈地进行，直到上海陷落为止。对此现实，甚至使一般中间作家也痛心疾首。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就在这样内部矛盾中告一结束了。
——每因鲁迅而谈到此会的经过，当不能不为之黯然。
后来，抗战到了第二期，人们都来到了武汉，从动摇悲观中透露了光明的希望，也巩固了文艺界内部的团结，改正了上下对于文艺政策的认识。这样，在一九三八年的春天，终于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成立，真正包含文艺界的各流各派，各流各派又毫无保留地统一溶汇在为抗战建国而奋斗的总的旗帜之下，并且提出了“文章入伍”和“文章下乡”的有趣的口号，表示了她的战斗化大众化的新精神。鲁迅翁当年爱护革命的文艺组织的心，好象在抗战的巨潮中终得实现，真是使人快意的事。
抗战是一个大的铁锤，它把许多青年锻炼成钢铁般的战士，也把许多似是而非的人打落在铁砧下面了。至少它使每一个人获得了应有的醒觉。从前在文坛如象在“政海”一样蠕动着一些专闹小的意气斗争的，现在大体上也成了狂风后的落叶了。有些假的面孔在这一巨潮的冲刷之下也都露出了真形，拿日本方面说，我们知道鲁迅翁在日本也有许多崇拜者。尾崎咢堂翁最近在《改造》上这样说：
品评人物很不易，品评民族自更难。
平心而论，日本不是世界第一的民族。
日本来曾遗下世界的事业，亦无世界的巨着，在中国方面反有惊天的大事业，亦有伟大的着作。
鲁迅翁的《阿Q》等等在日本也被列入“世界的巨着”中，而且经其“第一流作家”之手翻译出版，获得广大的读者。然而这许多名作家，甚至名 “左翼作家”，在当时虽号称深受鲁迅翁的人与作品的感召，象他一样的至死不屈，拥护正义，象他一样的与压迫、侵略者为敌。及至八一三以后，除极少数坚贞之士外，他们有的公然做军事法西斯的应声虫，无耻地称此次侵华战争为“义战”。有的，更积极地到侵略的前线，找他们的所谓文“种”。最近以前，由菊池宽及鲁迅翻译者佐藤春夫们秉承日军之意组织所谓“钢笔报国会”，参加者“左”右翼名作家三十余人，由日海陆军当局予以便利，参加所谓“武汉攻略战”，到田家镇以后，以不堪前方危险困苦，鼠窜而归，便是好例。鲁迅翁的作品被介绍于此辈之手，肥此辈之口腹，真乃不幸之事。
象鹿地亘君这样勇敢地站在真理前面，为和平与正义而战，真是凤毛磷角，也真不愧为鲁迅翁在日本方面最好的弟子了。
鲁迅作品的戏剧化以《阿Q 正传》为最早，也以它为最多。我也曾步大家之后做过小小的尝试。而且已于今年春由“中旅”的朋友们在汉口天声舞台上演过了。我虽曾竭力使之现代化，但因成于抗战以前，无论如何总有不合式的地方。鲁迅翁的阿Q 写的是辛亥革命。我的阿Q 写的是抗战以前。那中间有一些问题现在显然不存在了。正象夏衍否定他自己的《赛金花》一样，今日的确已经没有磕头外交了。我们可以说自从抗战开始，中国农民的阿Q时代就告终了。然而阿Q 性既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我疑心就在今日它还要出来作祟，因此肃清国民心中阿Q 性的残余依然是很必要的事。记得《阿Q正传》在天声上演时曾替他们写过这几句话：
敌人疯狂进攻未有已，我们岂肯作虫豸？亡我国家灭我种，岂是“儿子打老子”？
寇深矣，事急矣！枪毙人人心中阿Q 性，誓与敌人抗到底。
在武汉危迫的今日，纪念爵迅翁去世第二周年，我觉得这几句话有重写出来的必要。同时希望我们文艺界的同志们加强团结，开展工作，使我们的抗敌文艺深入人民间，特别是我们前线和敌人后方，使中国大陆成为压迫者侵略者的“坟”，这样才是鲁迅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十月十八日于武汉
（原载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汉口《新华日报》）
《孩子的“行路难”——岩下纵谈之三》
我曾写过艺人的“行路难”，现在我记记我的大孩子和他的朋友们的行路难。我的大孩子海男现在印度我们的远征军中服着军役。这是我常常系念的事，但也是我很引为夸耀的事。孩子做着一个中国青年人在今日应该做的事情。
他是今年春从重庆动身的。他和他的几位至好的军校同学一道随郑洞国将军飞越了喜马拉雅山两万尺的高峰。同行的许多人都吐了，而他却颇能支持。在印度的这些日子他也过得颇为活耀。他原擅骑马游泳之类的技术，近又学会了开车。时常在东方盟友的都市里风驰着三轮卡。他到过佛教圣地的Ｂｕｄｈａ Ｇａｌａ，在释迦成佛的菩提树下拍过照。后来的一张除许多战友外，还有法印法师和西藏的青年女尼妙莲少师。他还寄过几片颜色澄艳，纤微异常细致的菩提叶来。这给了他的妹妹极大的欢喜。我们还预备把这送给巨赞法师，慰他在西山深处的寂寞。
海男是在上海麦伦书院念中学的，他和黄仁宇君都可以说英语。在今年七七纪念我们远征军招待盟军的时候，他们便做了招待员。他们也认识了好一些盟国的朋友。照信上看，他们的兴致是很高的。他说这个新环境虽然也还存在许多困难，但已经使他把在国内的沉闷暂时忘记了。
这使我记起抗战以来他所经过的一些事情。
上海战争爆发，麦伦首先沦在火线。他和朋友们保护着祖母从战火中到达了南京，由这儿搭江船回到长沙。祖母让他转入长沙明德中学，修毕了高中课程。在那时候他也学着写了一些文字，领导了一个儿童剧团，上演过他自作的“中华儿童血”，很有些使他兴奋的效果。
当我在武汉的时候，在一股抗战情绪高涨中他考入了军校。因为怕祖母不许他去，他留了一封信在我的桌上就随大队入川了。后来又知道他由重庆步行到铜梁，又由铜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