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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高兴畅谈了约两小时，使我受益不少，当时表示了对他的感谢，及内心的敬佩。到现在，有时还回忆这次谈话。
段同我谈话有好几次，但以这次最长，最有意义。段每次谈话，我都在救贫会中传达了。在北伐时，党在第一团的政治影响、思想影响，是经过段德昌之口散布的。
第一师在当阳未停留，一团在玉泉山亦未停留，翌日继续前进。经应城、皂市渡汉水，沿途无战斗。十二月下旬到达宜昌。在宜昌送别轰轰烈烈的一九二六年，迎接一几二七年。
成立士兵委员会
三十五军和第一师驻宜昌约一月左右。
一九二七年元旦，开了救贫会会员会议。除攻武昌城牺牲者外，还有八人，讨论了两个问题。
一是修改会章的问题。因为过去的四条原则（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灭洋人，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发展实业，救济贫民；反对克扣军饷，废除对士兵的笞责罚跪；实行士兵自治）不能完全适应新的情况。现在应当包括：拥护孙总理遗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国民革命军应当官兵平等，废除笞责、体罚，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士兵自治，自觉管理军风纪，不赌博、不强奸妇女、不扰民；反对克扣军响，实行经济公开，士兵有阅读进步书报的自由；士兵委员会有权逮捕反革命分子押送革命军事法庭，并有陪审权。大概有这六条，原文记不清了。
除这个章程外，还通过了一个进行政治教育的口号，平日联系实际进行讨论。这口号就是：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吃饭穿衣是工人农民的，我们要为工人农民服务。每日早晚点名，吃饭站队时，先喊这口号。平日可以联系实际，自编自演话剧活报剧。
在一营，这种活动自一九二七年一月直至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平江起义时为止，没有间断地进行着。
二是讨论救贫会的存废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救贫会仍然应当秘密保持，成为领导士兵委员会和贯彻上述六条的核心。
讨论了士兵会的准备工作。会后大概一星期，即公开成立了士兵委员会。
连组织连士兵委员会，班组织小组；由连会员大会选举连委员会，班务会选举小组长；由各连士兵委员开联席会议，选举营士兵委员会。
以夜校形式举办营的训练班，学习方法是先出题目，自由讨论，请人报告和讲课，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三大政策、行动口号、时事讨论等。师政治部秘书长段德昌来讲课的次数最多，团、营指导员讲课也不少，我也常去参加讨论。
这次制定的章程和口号，很明显的是接受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纲领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这六条比起五年前的那四条，有很大进步。救贫会员和全体士兵的政治觉悟，在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下，有了很大的提高，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表示了怀疑，特别是为工人农民服务，这不是简单的。要从本质上改变军队性质，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
当时实际工作经验少，士兵委员会没有得到发展，可是士兵活跃，没有逃兵。
这次救贫会会议刚结束，黄公略来了。他说，团长呈请师长批准他去黄埔高级班〔29〕学习。我很生气地说，你这次脱离第三团连长职务去学习，使我们今后对第三团的工作，增加很大困难，因为三团团长刘济仁是最反动的。
国民党叛变革命
一月下旬，三十五军和第一师开回湘西北，名为肃清匪乱，实际上是镇压民众，保护反革命。匪徒何键准备叛变。
我率第一营驻慈利县城。三月某日，戴斗垣旅（率团部及二、三营驻石门）打死该县江垭区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三四月间，在戴的旅司令部门外大操场上，举行追悼大会，也是盛大的农民群众示威大会，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难家属。第一营全体官兵参加了这次大会，我和营政治指导员欧群化同志讲了话，把那一次反革命暴行的气焰压下去了。这对士兵教育意义是很大的，对当地农民也有鼓舞。
何键得悉第一营参加了追悼大会，经过戴斗垣收集我的讲话转给周磐，要周注意。周将原文给我看了。何键三月中于临澧举行了“佛法”大会，全体军官（准尉以上）行受戒礼，通知后我未去。周磐说：“去一下吧，信不信由你哪！”我说：“我既不信佛，何必受戒呢！”一营士兵会抵制了这一反革命活动。我们信仰三民主义，反对封建迷信，没有军官去受戒，也没有士兵学佛念经。以后何键对周磐说，彭某恐怕是共产党员。周说，是国民党左派。何说，搞个二等厘金局〔30〕给他。周说，他不搞钱。
五月初旬，第一师突然奉命开岳州，到达后不几日，即发生马日事变〔31〕（五月二十一日）。这是“四一二”事变〔32〕的继续和发展。一师经沅江时，陈光中率独立旅亦叛变，杀回宝庆，沿途所有农民组织均遭毒手。许克祥在长沙大肆屠杀革命人民时，夏斗寅的叛军〔33〕向武昌进逼，同叶挺部激战于贺胜桥。四川杨森〔34〕部则沿长江左岸进占白石矶（城陵矶对岸）、新堤，显系与夏斗寅有联系。何键同第一师控制岳州，意图很明显，是准备南北策应。何键是马日事变主谋者之一是无疑的了。此外，湖南省主席周斓、唐生智亦可能是幕后人。
我把这些情况同团指导员米青谈了，米说，唐生智绝对不会变的，他是西瓜式政策。意思是皮是白的，心是红的。我说，他们以佛教骗人，都是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假革命，应该快去报告湖南省委。这里现有二、三两团停在水面未登岸，都是反动的。一团全部登岸，其中一营可靠，二、三两营可争取中立。米青同意去长沙，我给了他路费和手枪，但是他一去不复返，从此无消息。营指导员欧群化在慈利出发前即离队他往，不知去向。
夏斗寅叛变向武昌进攻时，我向周磐建议北进配合叶挺部消灭夏部。周说没有命令。马日事变后两日，我又向周磐建议，迅速向长沙进军，平复许克祥叛乱，恢复革命秩序。当时岳州控制有足够的轮船、火车，可以朝发夕至，突然袭击。周又借口没有命令，不敢擅自行动。我气愤地说：“都是何键、周斓、唐生智一伙内通于的，他们怎么会下命令自己打自己呢？时局关键在第一师，如果袖手旁观，湘鄂革命形势也就不存在了。”对周说的这样尖锐，在旧军队中，下级对上级是少见的（现在看来，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可能是蒋介石直接指挥的）。过去，我对周磐提出的意见，基本上他是采纳的，这次出于他的阶级本性，他坚决拒绝了。
当时回到营部，我感到对于许克祥这么一点反动力量，也不能镇压下去，既气愤又惭愧。我和周磐近十年共事的所谓感情，一朝破灭了。过去我还认为周磐有一点点爱国思想，这次他看到革命受损失，民众和共产党遭屠杀，袖手旁观，还有什么爱国思想呢？我不能再做他的工具了！教训是：平常好话莫轻信，一次行动见分明。平日我看周磐这个人才干不大，倒还老实，其实不然，野心不小。
周磐看到夏斗寅部打不过叶挺部，在我向他建议的第二天早上，又电话约我去师部。到师部后，周即说，杨森有约三至五个团进占监利、朱河、白矶、新堤，有配合夏斗寅进攻武汉之势。派我率第一团到城陵矶一线隔江佯动，牵制长江左岸之杨森部，以便在共产党胜利时，他就可以说话。我到城陵矶后，没有佯动，而是隐蔽集结，准备轮船，做好战斗准备，趁黄昏时，即行强渡，一鼓作气攻占城陵矶对岸之白矶。该地系湘江与长江汇合点，水面总有六七里宽，完全出敌意外。杨森部全无准备，我率一营登了岸，敌才发觉。敌既未布防，火力也弱，我营伤亡数人，杨部向朱河方向溃退，追约二十里。周按住二、三团和一团主力不准出动，命我率第一营第二天返回城陵矶。周见面即说：“石穿〔35〕呀，昨天太冒险了！”我说：“长江、湘江同时涨水，趁大水渡江强攻，出敌不意，看来危险，其实不危险。”我想，你佯动投机，我真渡江。我想要援助叶挺，就应攻击夏斗寅背，你不同意；现在打败杨森，减轻对叶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