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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你去年十月、十一月份的薪金，除预支外还有三十元，已发到连，司务长魏世雄在问怎样处理，我去拿来给你吧！”我说：“好！替三老倌买一担米和一月油盐煤，寄五元钱给长沙湘雅医院姑母，还清昨天的借款。”王绍南说：“再买两斤肉来，我们三人和郭老倌及他的小孙子一块吃晚饭。”还剩十多元钱，我就带回家了。还谈了救贫会情况，他们都同意第一次会议的四条原则，希望写成正式章程，更具体些。他们希望我回部队。张说：“看看袁植、周磐对你的态度究竟怎样再说。”他们都驻在湘潭，因此表示以后郭老倌的生活由他们照管，要我不必管了。我说那好吧！第二天即回家种田去了。
当兵六年的感想
上述这段时间是人类历史极度动荡和新旧交替的伟大时代：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二十三年，在中国经过戊戌变法，改良主义失败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政府逃往西安，人民组织义和团进行抵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称帝；列强瓜分小国，继以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各派军阀割帅据称雄，连年不断地进行军阀战争，一夕数惊，不可终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社会迅速破产，不少自耕农失去土地和生活依据，投军阀部队当炮灰，我也是其中之一；伟大的“五四”运动和共产党的诞生，为人民带来了希进；帝国主义大战导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鼓舞了一切被压迫人民，这一切无不是压迫与反抗，进步与倒退的阶级斗争，而进步总足战胜倒退，战胜反动。
我从出生到一九二一年已满二十三周岁，经过极端贫苦的生活，由牧童、童工、堤工到当兵，体会了工农兵一些实际生活，建立了一些朴素的阶级感情。入伍当兵后，接受了辛亥革命前辈军人的一些传说。保定青年军官来部队充当见习官、排长、连长，他们来时朝气蓬勃，讲解鸦片战争以后的国耻，编写不少军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时他们也讲得痛哭流涕。他们随着地位的提高，逐步贪污腐化，什么爱国、爱民完全置于脑后，如何升官发财，却成为他们一切闲谈的话题。可是他们的腐朽反动，阻碍不了历史向前发展，历史总是后浪推前浪，后人超前人，继续不已地前进着。
我在这段时间，也交了一些来营当兵的知识青年（主要是中学生），他们来时也是满口爱国主义，如何发奋图强，廉洁奉公，逐渐发现他们多数是带着升官图来当兵的。我交了二十个左右的知识青年朋友，最后剩了黄公略、李灿。他俩加入了光荣的共产党，当了红军三军军长和八军军长，为中国人民事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我也交了一些士兵朋友，他们是贫苦农民和失业的手艺工人，老实纯真，容易接受打富济贫，灭财主、灭洋人的思想。到一九二一年有十人左右加入救贫会，有的在北伐战争中牺牲了，有的以后加入了共产党，在红军中牺牲了。这批人没有一个叛变的。
我出生于人类历史飞跃的时代，而落后于这个伟大时代。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我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不懂得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不懂得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不懂得革命是组织人民群众自觉的行动。我在当兵时是一种打抱不平的英雄主义思想，杀欧盛钦是这种思想的突出表现。救贫会章程的四条原则，是当兵六年的思想总结，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也是非常惭愧的，对灭财主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关系是模糊的。我在当时还不懂得地租、高利贷和资本剥削在性质上的相同和区别。至于耕者有其田，孙中山一九○五年在檀香山同盟会就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以后又提出实行“耕者有其田”。四条原则对灭洋人和打倒帝国主义的关系也是相当混乱的。灭洋人含有排外思想，和一九○○年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类似。“发展实业，救济贫民”这个口号，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有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提出过，当时（一九一八年）营长袁植就有“寓兵于工”的思想。四条中没有提到拥护孙中山总统临时约法，没有提出反对军阀割据，实行民权主义，统一中国。这些是当时的中心问题。只有实行民主，统一中国，才能抵抗外国侵略，才有可能发展实业，否则是废话。
回家种地
回到家里时，邻友正在泡稻谷种和排红薯种，按当地农作物季节，是在清明三月中旬下种（公历哪月记不起了）。当时家庭情况：早年母死后欠债累累，除留有两三分地种菜外，余均抵押。我回家时，抵押之地已赎回及半，若全部赎回还需二百元还债。二弟金华学徒（捻棕绳）已出师，三弟荣华年约十六岁，可算半个劳动力了。家中还有多病的父亲，八旬的祖母。我把杀恶霸被通缉的事情告诉了父亲和五叔，乡间完全未闻有此事。五叔说：“你不要说，那些恶霸知道了，他们又会兴风作浪。”我父亲说：“也不要告诉你弟弟，他们年轻嘴不稳。”我说：“不外出了，准备在家种地。”五叔和父亲都说好。我五叔又说又笑，高兴地说：“这下算是苦出来了。”我和弟弟等商量立即开荒种红薯，解决秋后吃饭问题。
我同父亲说，要把那些财主杀光，穷人才会出头。父亲说：“你表兄周云和要赶汤督军，被捕枪毙了，他妻子小产了，母亲气死了，你的五舅成了孤人，住在九坛冲大山中，你这回要是被逮捕了，还不是同云和一样。”我说：“明天去看他。”父亲说：“那好，就便把红薯种挑回。”
第二天，越过几座大山到了舅父家，时已中午，边谈边吃红薯饭，谈他儿怎样被捕和枪毙的。我说，为什么要枪毙他呢？舅说：“在长沙和湘潭组织反汤机关，被破坏了，他和两个朋友逃回家来。”我说：“他逃回家做些什么事呢？”舅说：“他对老百姓讲，汤芗铭在湖南杀了几十万革命党，汤是袁世凯一伙的卖国贼。打倒汤芗铭，不完粮、不纳税、不送租，民众高兴，士绅不高兴。被人秘密告发，被捕后枪毙的。”
当晚宿他家，谈至深夜，我要他到我家去住。他说：“现在身体还好，山中柴水方便，开了几亩荒地，除交租外，一个人也够吃，再过几年不能劳动时到你家住。你家现在还穷，慢慢会翻过身来。”我说：“要杀财主种田不交租，才能翻身。”他点头说：“云和也是这样说的。”早饭后，装满了两箩筐红薯，约有百斤，给了他一元。他说：“不要这多钱，五担红薯换一担稻谷，稻谷一担两元五角，一担红薯只值五角大洋。”他没有钱找，我说：“不用找，留你用吧！”他流着眼泪望着我走。我也回头望他数次，他仍然站在坡上望着。我这位舅父，从不占别人分文便宜的，是一个极端忠厚的人。
回家已过午，三弟准备好了开荒的锄头，兄弟俩边开荒边谈家境。他说，哥在湖区挑堤的那几年，家里真难过，全靠祖母讨米过活。
我在家劳动生产四个月，和弟弟及个别邻友也谈了一些打富济贫、耕者有其田、俄国共产、中国有了共产党、长沙立起了劳工组合、女人要放脚等。
端阳节前，驻在湘潭的六团军需正胡子茂（民国五年，我入伍时的老连长）来信说，袁团长知道我回了家，他要办工厂，要我替他雇请几名织毛巾袜子、织布缝衣等的技工来厂当师傅。我也想去长沙打听一下劳工组合的情形。到长沙未找到劳工组合门径，遂到湘潭替他找了几名技工，到胡子茂处交代清楚。胡说：“团长有意要你帮他办工厂。”我说：“个内行，还是回家种地。”我当天晚上就走回家了。
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22〕
一九二二年六月下旬或七月初，黄公略、李灿等先后来信，相约去投考湖南军官讲武堂。告我六团团长袁植，团附周磐亦要公略转达此意。黄、李替我办理一切入校手续，并照我在郭家所说替我改名为彭德怀（原名彭得华）。在团部安置一少尉（排长）候差，以解决日常费用（后改为原一连中尉），以薪金三分之一给连上其他两排长。讲武堂定于八月考试人学。当时我还有些犹豫，因文化低，不一定能考取，在家种地觉得也好，大概一星期没有回黄、李的信。张荣生以请假回家为名来我家，说：“救贫会员和连上兄弟都希望你去讲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