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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终使得一时之内，政府之手，伸到一些从未插手过的地方，国家干预也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如果说十八世纪在世界历史范围出现了一些“共时现象”，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权力的加强。而从斯科特所说“国家的视角”观察，＇16＇它们皆可视为典型例证，有助于我们把近几个世纪的历史贯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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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崔纪籍隶蒲州，习见凿井灌田之利。据云遇旱年，小井仍可灌三四亩，大井灌十余亩。前康熙庚子、辛丑，晋省连续旱二年，无井州县流离载道，而蒲属五邑独完，即井力之明效大验也。陕省富平、蒲城亦藉此免荒。因此欲据秦、晋成效，思于陕西全省推广，赵慎畛：《榆巢杂识》上卷，中华书局，2001，页61。
＇2＇ 乾隆二年五月庚子谕，《高宗实录》卷42。
＇3＇ 《郎潜纪闻》二笔卷13（页577）。
＇4＇ 乾隆二年六月己末谕，《高宗实录》卷44。
＇5＇ 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6＇ 乾隆二年十一月丁卯，《高宗实录》卷56。
＇7＇ 乾隆二年十一月，《高宗实录》卷57。
＇8＇ 先是，乾隆二年（十一月丁卯），滇抚张允随奏请奖励老农，拟有十条规则，以十得八九者为上农，即于其内选老成谨厚之人专司教导；又请定酒礼花红奖赏之例，经部议准通行，赵慎畛：《榆巢杂识》，页53。
＇9＇ 乾隆六年十一月，《高宗实录》卷155。
＇10＇ 乾隆八年六月壬申谕，《高宗实录》卷195，又见《清朝文献通考》卷4。
＇11＇ 乾隆九年五月庚子谕，《高宗实录》卷217。
＇12＇ 乾隆二年八月丁丑、八年闰四月丁卯，《高宗实录》卷49、卷190。
＇13＇ 乾隆九年二月癸丑、九月丁亥，《高宗实录》卷210、卷224。
＇14＇ 乾隆十年正月，《高宗实录》卷233。
＇15＇ 乾隆十二年四月丁丑、十三年十二月丙午，《高宗实录》卷289、卷331。
＇16＇ 参见斯科特：《国家的视角》（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
9。国家视角，兴举各项建设
政府应否大幅度的插手劝农等社会经济事务，在古今历史上时有争议。如王夫之曾在《读＜通鉴 ＞论》中说，“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驰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日蹙”，因此“劝农”反而会导致“伤农”。自此以后，这种争议不断发生。
乾隆五年十一月，署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请劝农诸事：一，水田宜劝修渠堰，一，山土宜广行垦辟，增种杂粮，一，树木宜多行栽种，一，蚕桑（山蚕）宜劝民兴举，一，劝民种棉织布，一，工本宜酌量借给。
刑部左侍郎张照即提出不同意见，说：臣前目睹黔省形势，觉与所提不合。如兴修水利一条，黔地古谚有之：“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黔省自平溪、清浪以下，无地非山，间有四山不相连接，旷而且平，若四五里，即建县治。若只一里半里，即是村镇，无隙可耕。若田则多在山上，何处可以开渠？然山田无水百谷亦生者，以常有雨。是不特无地可以修渠，亦无所用修渠也。又如添种杂粮，岂不甚利？但承平八十余年，岂至今尚不知种植？则其天时地利，必有异于他省者，虽加劝导，窃恐徒滋扰累。
张照的意见，与王夫之所批评的相当接近。大学士九卿虽不大同意他的意见，却也认为黔省无蚕桑木棉之利者，“似不尽由民愚妇惰”，而另有其具体原因。＇1＇
对此两议具奏，皇上不好断定孰是孰非，最明智的办法，无疑是征求当地官员意见。六年七月，继任署贵州总督张广泗复奏：黔省各属“未开之田，多因泉源远隔，无力疏引”。不仅有渠可开，而且开之有益。因请官为督劝，借工本开修水田。并报告说，自劝民养蚕（山蚕）以来，已经试有成效。＇2＇
七年六月，陈德荣又奏，贵阳（府）贵筑、开州、（遵义府）仁怀、（镇远府）施秉、（义兴府）普安、安南、（安顺府）镇宁、（都匀府）荔波、（平越府）余庆等府州县之各堡坪，皆可引水垦田，四五千亩不等。现亲履查勘，给本兴工。又今年饲养山蚕，亦已结茧。＇3＇
为什么一定需要官府劝农？农民难道自己不会种地？政府在这里又能起到什么难以替代的作用？
在争论发生地贵州，“耕种之外，别无利生之业”，即有条件也不知开发利用。乾隆三年，陈玉dg来任遵义知府，就任后“日夕思所以利民”，因在巡历时发现当地多槲，即家乡“青、莱间树”，故想引进山蚕，“以富吾民”。“开先须人”，清代大多数地方官员出身乡间，对农业生产知识有较多的了解，由此才可能引入、发掘新的生产项目。长期实行的回避本籍的流官制度，以及官员的任职期较短（新的规定亦不过三年五年），又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一种地方官员的经常性的流动状况（如陈宏谋外任三十余年历十二省达二十一次），无虑也增加了生产知识的交流机会。“乡愚无知”，＇4＇对于许多地方来说，社会闭塞，信息不畅，更需要一定外部信息的输入。
找到饲养山蚕这一途径之后，陈玉dg首先要做的，就是遣人回山东购买蚕种、雇请蚕师。以后几经波折，往返再三，取回蚕种。于是遣蚕师四人，分教四乡；织师二人，教民缫煮络导牵织诸法。“事事亲酌之，白其利病”，到乾隆七年终于成功。再以蚕师、织师之徒各数十人，皆自教其乡里。从此使遵义成为贵州最富饶的地区。＇5＇可见提供初步信息之外，引进基本原料（如种籽）及生产方法，是官府劝农的又一层作用。中国因缺乏社会中层组织，农村自家庭或家族以上，基本处于无组织状态之中，对于一件新事物的推广，可能就显得效率较低、传布较慢。看起来，总不若官府有组织行动那样雷厉风行、直捷有力。如遵义在取得蚕种后，立即就能组织四乡学习、推广，显然是借助了基层组织的协助，尽管这种组织在今天看来还很“软弱”。
官府行为的又一个优势，是有财政方面的支持，而这是不计收益，甚至是不需还本和无息可计的。例如在山蚕的推广中，购种、运送、雇募匠师、置办器械、设立场所，在在需要花销。个体小农缺乏资本，“是无担石粮者，安肯出中人产而谋此未见之利哉”？雍正以来，清廷决定“火耗归公”，其中专门划出一部分做为地方公费，以推行有益的地方公益和经济事业。因此到乾隆初年，各地就有一定的财政力量从事地方建设。这可能也是乾隆间政府劝农较为集中而有成效的原因之一。
官府劝农的另一作用，是可以弥补市场的缺环或不足，特别是在那些欠发展地区。因此政府也可于试行初期或必要之时，为产品提供一定的保护。如陕西推广蚕桑，有种桑未养蚕者，给价收买，养蚕得茧不能缫丝者，“亦许卖给于官”；“纵初行无甚利息，所亏亦甚有限，身任地方，定能不吝些须，加意率作，以为小民开衣食之源”。＇6＇
总之，政府于劝农一事，可以依赖其知识信息、组织与财政的力量，进行较为直接而有力的行动，因而易于构成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方案。具体说来，从新生产项目的选择和引进（包括购入所需原料），传授生产方法（包括初级及加工生产，请匠师、设官局及组织各乡学习），提供资金（直接投资及提供借贷），以及保障销路（选择期间的包销和试行阶段的保护性措施），等等方面，都可程度不等地插手其中。经济发展，俨然已经成了当时政务的重中之重。在一时期间和若干地区之内，政府在经济事务方面插手之深，可以说是空前的。＇7＇
另一方面，清代除少数的例外，基本上没有过强制性的推行。这与其他某些朝代相比，颇有区别，如明太祖曾令凡民田必“栽桑、麻、木棉”各若干亩，实与清代发展商品性经营、提倡因地制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做法，＇8＇不可同日而语。
多年后皇上在《御批纲鉴》（卷41）里，就池盐设税之必要，写道：
可知食货之经，未可因任自然矣。
好像仍在坚定的为当年的政府干预，作自我辩护。
乾隆初年，中国遇到了十八世纪最大的灾害，继乾隆七年江淮大水之后，八年直隶大旱。国家赈恤灾民，于江南动用上千万石（两），直隶复数百万。九年五月，御史柴潮生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