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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的是，和我同住在一间屋里的是两个来北京寻梦的画家，沙滩离美术馆很近，他们住在这里到美术馆非常方便。在这个简陋的小屋，至少有三段不同的梦想。
漂在北京（2）
住在文化部招待所非常不方便。北京之大，出乎想像，到中央电视台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而且没有直达车，倒车就要倒好几回。我已囊中羞涩，不可能像头一天似的那么奢侈地打车了。向大妈问清了路线，第二天一早，我穿了一件干净便装，又辗转来到了中央电视台。当时中华世纪坛的位置是一个公共汽车总站，从那儿下车后，到中央台东门。 来到中央台东门口，武警森严地把守着大门，传达室的窗台上依旧放着几部分机电话，直拨6850之后的四位数字就可以。于是，我又开始拨打高立民的电话，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等待后，依旧无人接听。于是不厌其烦地拨打和等侯。从中午一直到下午四点多，简单的四位数字打了整整半天，这个号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到了很晚的时候才听别人说，因为春节假期还没有完全过完，多数部门都没有上班，只有新闻部以及有晚会任务的部门在值班，其余的还在享受大假。估计高立民他们也是这种情况。 第一天就这样无功而返，回去的路上又随便吃了碗面条。整整一天，除了问路，我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是啊！跟谁说？说什么？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又舍不得打长途电话回家。 在兰州我虽然也是一个无名小辈，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到孤独。 人在一个没有亲情环境中的寂寞，是一种无法排遣的煎熬！回到地下旅馆，倒头便睡。同屋的画家也是寻梦未归，半夜听到他们回来的脚步，疲惫而沉重，尽管没有交流，但我知道他们也许遭遇了这个城市同样的冷遇，现在知道那种感觉就叫“郁闷”。 第二天，依然是同样的程序，依旧是无人接听的电话，我开始不奢望什么了。想想自己也挺莽撞的，为什么不在兰州联系好了再来？为什么不先确认人家上班的时间？看来光是鲁莽和激情远远不够，还要得要领才对。传达室的阿姨对我的到来熟视无睹，也许这样的人她们见得太多，早已见怪不怪。 晚上仍旧回到地下，仍旧到那个面馆吃面。其实中央电视台到文化部之间的这段路，要经过繁华美丽的长安街、天安门，可以看到北京最令人心动的夜景，我在黑暗的心情包裹之下，哪能看到亮丽的景致？当时中央电视台对我来说就是北京的全部。这一天显然对周围的环境熟悉了一些，我安慰自己：碰壁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经验，没有找到要找的人，一旦电话打通，就会一通百通。“黑夜过去，就是早晨”我这样开导自己第三天依然执行旧的程序。早上，和我同屋的那个画家退房走了，临走的时候还向我道了声再见。真不知道他遭遇到什么，而今又在何方？也许已经如愿以偿地在巴黎开画展了？也许他不会想到当年那个天天上电视台找人的小伙子已经是观众熟悉的主持人了吧？青春岁月的那种执着追求是令人终生难忘的。 真是天道酬勤。第三天我竟然打通了杨澜的电话。 当电话忽然有人接听的时候，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声音非常熟悉，是杨澜！“杨澜，你好！我是兰州的朱军。” “啊，你好。”她竟然记得我。 “我来北京了，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东门，你能接我进门吗？” “对不起，我不在台里，我在外地呀！” 顿了两秒钟，杨澜问我：“你住哪里呀？” “文化部招待所。” “怎么住那么远呀！那边有招待所吗？干脆你住燕京饭店吧，梅地亚太贵了，我在外地不方便，等我回来咱们再联系吧。” “好啊，谢谢！”我急忙道谢，我是挺虚荣的人，绝对不想给人添麻烦。不管怎么，杨澜给了我一条切实的建议，我还是很感激的。 我一生都会记住，把我领进中央电视台大门的，竟然是一个我至今都不认识的陌生女孩高立民的电话还是没有打通，反正也没事，到燕京饭店看看吧。杨澜提到的梅地亚宾馆在中央台北边，当时显得特别气派，听说台里重要的嘉宾都住在那里，这个宾馆几乎和中央电视台齐名。而燕京饭店也属于老字号，离中央台步行20分钟可以到，就在长安街的边上。但是一走进大堂我立刻后悔了，这样金碧辉煌的地方我断定根本没有能力消费。
漂在北京（3）
在前台处，我轻声问一个值班的小伙子：“请问标准间多少钱一天？” 穿着笔挺制服的服务员，似乎从穿着和相貌上看出我是外地人，不屑地甩过一句：“二百六！” 接着追问：“您住几天？”不屑的眼神继续着…… “噢，谢谢！我替朋友打听的”我遮掩着自己的尴尬。 但是，我知道无论怎么掩饰，那种难堪一定写在脸上。我低着头快步走出大门，不长的路显得很远，我不敢回头，觉得许多眼睛在看我。其实我错了，除了自己，没有人会在意发生在这个异乡青年人身上的事情。走出大门，我在长安街上奔跑了很久，直到气喘吁吁地停在一个家属院无人的角落里。我倚着墙蹲了下来，抱着头，心绪如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也不知道自己努力的价值所在，甚至没有了希望和幻想。 后来《艺术人生》中的很多嘉宾都有类似的经历，而且都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然而走过来了，发现挺庆幸，因为困难成了自己的战利品，成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当初置身其中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难以名状。 我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住不住燕京饭店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找到自己要找的人。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男人！至今我时常用这四个字鞭策自己。 于是，又回到了东门，继续等侯！高立民的电话仍然没人接。 第四天，我依旧一早来到东门打电话等待。看见台里上班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拿着证件接台外的人进去办事。每当有人从书包里掏出证件直接被武警放行时，我都羡慕不已。在东门遥望中央电视台里面，一个高楼，一个矮楼，高的叫“方楼”，矮的叫“圆楼”，来来往往的人熟练地念叨着这两个楼的名字。 这时，我看见一个年轻女孩子从东门出来，大声地叫着一个人的名字，那人从远处跑来，跟着小姑娘办好手续便进了门。不一会，小姑娘又出来，又接进去两个人，看的出小姑娘可能是专门负责接人的，小小年纪，权力不小。传达室的阿姨见到她便直接办证，还笑呵呵地搭着话。 当小姑娘第三次出来的时候，我硬着头皮迎了上去，厚着脸皮和人家搭讪。以前从来没有和陌生女孩说话的习惯，这次实在被逼无奈，只能“不择手段”了：“小妹妹，你是哪个部门的？” “有什么事吗？” “我来找人，可是人不在，我想进去找，没有人接。我是兰州的军人。” “那你跟我说也没有用呀！” “给你看我的军人证，我不是坏人，我找《地方文艺》的人。” “我不能随便接人！” 女孩斩钉截铁地说，白了我一眼就又进去了，弄了我一个大红脸。30岁的人了，又是当兵的，跟人家中央电视台的年轻女同志“套磁”，人家怎么想我？ 我沮丧地站在门口，忽然多了一个心理负担，想挽回点面子，真希望高立民能马上出现救救场。没多久，那个小姑娘又出来接人，见我站在那里脸都冻红了，主动问：“那个军人，你过来。我问你，接你的人还没有联系上呀？” 我摇摇头。 “我再看看你的证件。” 我赶忙掏出军人证递上，照片上穿军装的我挺精神，至少比当时落魄的样子要神气得多，小姑娘仔细看着我的证件，我连忙解释：“千万别误会，我是实在没办法了，看你来回接人才求你帮忙给问问。” 也许我的长相实在不像坏人，要不就是当时的样子实在可怜。小姑娘想了想说：“这样吧，我把你弄进去看看，要是找不到你的朋友就赶快出来，千万别自己乱跑，千万别说是我接你进去的！” “真是太感谢了！”我简直觉得遇见了大慈大悲的菩萨，千恩万谢地跟着她来到传达室的阿姨那里，先将自己的证件递上，在一个小本上简单登记，阿姨将登记的表格撕下一半，盖个印章给我，再将一个写着号码的不干胶贴纸贴在证件的背后。
漂在北京（4）
我拿着那个半截的登记表和半截不干胶，终于在苦苦守候四天之后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 小姑娘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