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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心情糟糕透了，看什么都失去了该有的色彩，就连院里的白玉兰，也被她说成污秽的白手帕，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的花。
曾经读过的小说涌进张爱玲的心中，她一遍一遍地计划逃跑的线路，又是一遍一遍地否决。她记起《九尾鱼》中有一个片段就是把被单结成绳子，从窗户里爬了出去。可是院子里的大白鹅让她烦心死了，要知道夜里惊动了大白鹅的后果很难想象。她只能否决掉这个计划，去寻找更好的逃跑机会。为此，她时时刻刻都竖着耳朵听着屋外的动静，开门的声音，关门的声音，通往大门煤屑路走起来吱吱的声音。就连患上痢疾的时候，也没有放松过要逃出去的想法。
可是她的病情越来越重，长时间的浑身发烫，精神越发的萎靡，让张爱玲有了轻生的想法。但父亲却不给她吃药，不给请医生看病。
在常人听来，这样的事不过是深夜的梦魇，虽然陷进去拔不出来，可害怕、痛苦却也只是一时的，醒来便能重获新生。可是在张爱玲这儿，这样的折磨却长达半年。亲历这样的悲苦，如何让一个女子再有阳光的笑容？
幸好，何干看着奄奄一息的张爱玲心中生出了不忍，就趁张爱玲后母不在的时候警告张爱玲的父亲：孩子的病情非常严重，再这么下去怕是要出了事故，要是真有这么一天他是要负责任的。父亲大约是怕传了出去坏了名声，便也开始关注张爱玲的病情。他选择给张爱玲使用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注射几次以后，张爱玲的病情是稳住了，保住了性命。
保住了命的张爱玲，对曾经深爱的父亲，却只剩下了恨。她感到自己的爱，被这个把她毒打、禁足的人深深地背叛了。她积蓄着力量，等待着去实施她的计划。离开这里是这一时期张爱玲所有的期望。
终于有一天，张爱玲从何干口中得知了大门口两个巡警的换班时间，是在晚上。张爱玲一遍一遍地想好走出去的路，久久死沉的心竟有了新的激跳。
好不容易挨到晚上。张爱玲拿出望远镜看屋外，此时黑路上没有路人，巡警正在换班。张爱玲摸着墙一步步靠近铁门，捏住门把时，内心无比地坚定。她开了门，闪身出去，比任何时候都要灵活。她大步跨着，她的前方就是自由。这一刻，是她的时刻！
“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 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啊！ 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
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流言》）不知道这样的残酷是毁了张爱玲还是造就了张爱玲。不过，逃到母亲家的张爱玲解脱了最大的桎梏，自由的手笔便要画写出惊人的美艳。
去香港张爱玲的作品从来都是娓娓道来，耐心感受便明白，它们都源于她的生活。那一些小小的事，淡淡的心情，都是构造她作品的一勾一画。每一抹忧伤都是她曾经的伤，悠悠荡荡，只等你在她字里行间寻摸。
世纪三四十年代之间中国大陆动荡不已， 同样颠簸不断的还有张爱玲的生活， 她很多的观点和感受也是在这一时期有些凝聚。
离开父亲家的张爱玲一个猛子扎进了新的生活。这让她如获新生，所有的压抑，风般飘逝。可那么弱小的肩膀要怎么扛起这个拙钝的生活？常年缺失的母爱，在最为孤立的时刻出现，什么也不能阻止她去抱个满怀。有了母亲的生活，让她再次找回了家庭的温暖，她毕竟算是有依靠的孩子了。
张爱玲在归属感的港湾里，开始舔舐自己的伤口。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父亲。对于父亲，她更多的便是恨了。不然张爱玲怎么会在父亲每天都看的《大美晚报》上，用英文发表题目是《What a life's life》的文章，讲述她被软禁虐待的经过。她还略去了父亲给她打针的细节。六年后，即是一九四四年，张爱玲已经成为当时上海红极一时的女作家，她又在《天地》月号第十期发表《私语》，把这件事又细说了一遍。
张爱玲的父亲看了很是愤怒，但是，文章已经发表，于事无补了。想想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相继都离开了自己，在愤怒的同时，更多的，恐怕还是伤感罢了。
张爱玲离开不久，何干还将张爱玲小时候的小玩具偷偷地带出家，拿给张爱玲。后来，张爱玲的后母将张爱玲的逃走迁怒于何干。
何干被张爱玲的父亲大骂了一顿，也离开了家，回到了养老院。张爱玲的物品被后母分发了出去，他们只当是她死了。从此，这个家，成为了别人的家，呼地就像从来没有来过。
张爱玲的母亲是那个年代的佼佼者。她从小就受富贵家庭的高等教育，20 年代出国留洋，善于交际，举止优雅，相貌端庄。张爱玲小的时候看见母亲的穿着就非常羡慕：“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母亲回国时，时常会给张爱玲讲国外的事情，张爱玲总是听得异常认真。想必那蓝天下的红房子在张爱玲心中无数次地浮现。母亲潇洒的生活方式恐怕是张爱玲在潜移默化的学习方向。
扑入母亲怀抱的张爱玲，迫不及待地要以她想象的温馨和谐的母女相处方式，去和母亲相处。想和母亲说说笑笑，唠叨唠叨。可是母亲那时候可能心境不怎么平和，没有精神接张爱玲的话茬。很多时候只是张爱玲在一旁自说自话。这样的事情在敏感的张爱玲心里，无疑是根扎入心底的尖锐银针。看不见伤痕，却异常地刺痛。张爱玲对自说自话便是有了禁忌。
张爱玲虽然在文艺方面是有得天独厚的天才，在生活上却是白痴得很。她自己在散文《天才梦》中便是提到过：“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这样的张爱玲和这样的母亲在一起生活， 难免会有一些矛盾。
十分在乎母亲对自己看法的张爱玲很是受挫。“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暌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 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 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于是母亲开始用两年的时间让张爱玲适应生活。教她走路，教她做饭，教她用肥皂粉洗衣服，教她笑的样子，教她走的姿势。在生活中一贯愚钝的张爱玲，在母亲眼中看到的，无疑是一次比一次更深的失望。
张爱玲本以为离开了使她痛苦的父亲，投奔了母亲这里，一切将会好很多。可是在这个过惯了富贵日子，却吃遗产过活的母亲这里，日渐拮据的经济条件在琐碎的事情中，磨砺着母亲的爱和张爱玲自己的爱。
张爱玲父亲的家虽然有些没落，可是张爱玲也从来没有吃过钱的苦。从来都是富贵生活的母亲当然也是这样，就算拮据也一直保持着保养和交际的各种稳固开销。可是母亲的钱是有限的。“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就在张爱玲从父亲家逃来母亲家的那年夏天，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也抱着一双用报纸包着的篮球鞋来到母亲家， 要和她们一起住。张爱玲惊讶于这个日渐沉默的弟弟已经长得如此之高了。但母亲拒绝了弟弟，因为她只能支付一个人的学业开销。张爱玲伤心地哭了一场，弟弟也是哭了。最后，他拿着那包篮球鞋默默地离开。张爱玲感到很深的悲哀，同时也更加明白母亲的生活有多么吃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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