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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从窥见，因此不得证实。独《宋史》太祖本纪只云：“帝崩于万岁殿，
年五十。”把太祖所有遗命及烛影斧声诸传闻，概屏不录。小子也不便臆断，
只好将正史野乘，酌录数则，任凭后人评论罢了。从这三种情况看来，蔡东
藩对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是经过一番
审慎考核的，这不是小说家的任务，而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他这十一部
“演义”可取之处和可贵之处就在这里。当然，他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没有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选用史料不可能完全正确，解释史料更有他的局限性。
何况史料本身还有很多问题，他亦不可能—一加以考核和辨别。像明建文帝
这个人，当“靖难”之师入南京后，他是死了呢？还是做和尚去了？这个问
题，明朝人谈得很热闹，像 《致身录》等书，写从亡诸臣及飘泊经过，绘影
绘声，究竟可信程度有多少，这是很成为问题的。但蔡东藩却相信它，他在
《明史演义》廿五回中大写特写，在总批中又说：
建文出亡，剃度为僧，未必无据。就王鏊、陆树声、薛应旗、郑晓、朱
国桢诸人所载各书，皆历历可稽。即有舛讹，亦未必尽由附会。这种说法，
仿佛能自圆其说。其实，他所举这几个人，都不是明初人，他们也是传闻而
来，蔡东藩这种看法，未免有点武断了。
不过，总的说来，蔡东藩是个史学湛深的学者，他对待史料的态度是严
肃认真的，即使个别地方取舍未必尽当，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尽了相当的力量
的。特别是《元史演义》的前十回，他从蒙古先世写起，包括西征和四大汗
国的建立，事情是极复杂的。蔡东藩嫌《元史》记得太简单，从《元秘史》、
《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证补》，旁搜东西洋有关蒙古史
籍译本，源源本本地写。这段历史今天我们读来还觉得费力，他写这些事情
所费的力量更可想见。这个人也可以说是有历史考证癖的。
正因为他有考证癖，我们觉得他有些注中的考证还可精简。如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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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各族的人名，原来史书是根据当时实际用的名字写的，到清乾隆时有意把
它改译一次，这种改译，只有引起混乱，毫无意义。清代历史学者如钱大昕、
赵翼等都避免用它，而蔡东藩于 《宋史演义》和《元史演义》内经常将人名
注明一作某某，如阿保机—作安巴坚之类，实在无此必要。他怕不注读者不
知道，不知注了更易引起混淆，这是他所意识不到的。
三、本书的历史观点
蔡东藩是个旧知识分子，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但同时他又受到辛亥革
命前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洗礼，曾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为经过革
命一切都可以好了。不想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割据，政客朝三暮四，帝国主
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步步加紧，这种情况，使他感到苦闷，以致愤慨。在他编
的《中等新论说文范》中就有“国耻论”一篇云：
革命以后，耳目一新，若可与谋雪耻矣。乃二三雄桀，偶一得志，或且
营宫室，拥妻妾，但顾行乐，不顾雪耻。……嗟乎！寇深矣。可若何？而环
顾吾国，仍无一誓雪国耻者。夫无一誓雪国耻之人，是终于无耻者也。我不
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即亡也，我亦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不即亡也。惟
外族方张，鉴吾国民之不复知耻，将奴我辱我，我国民乃真万劫不复矣！
蔡东藩这种议论，一方面反映辛亥革命本身的不彻底，一方面也反映这
一时期头脑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的苦闷。随着时势的发展，这种苦闷越来越
深，愤慨也越来越甚。他在《民国演义》自序中说：
回忆辛亥革命，全国人心，方以为推翻清室，永除专制，此后得享共和
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搰，迄未有成。……所幸 《临时约法》，绝而复苏，
人民之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尚得蒙“约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见闻
之所及，援笔直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此则犹是受共和之赐，而我民国
之不绝如缕，未始非赖是保存也！
本此宗旨，他在《民国演义》中，对当时军阀政客冷讽热嘲，对汉奸卖
国贼如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贬斥不遗余力，而对“五四”学生爱国运
动则予以大力赞扬。他在《五代史演义》第一回中说：
照此看来，欲要内讧不致蔓延，除非是国家统一；欲要外人不来问鼎，
亦除非是国家统一。若彼争此夺，上替下凌，礼繁衰微，人伦灭绝，无论什
么朝局，什么政体，总是支撑不住。眼见得神州板荡，四夷交侵，好好一个
大中国，变做了盗贼世界，夷虏奴隶，岂不是可悲可痛吗！他这种爱国忧民
的思想，在他的“演义”中常常可以看到。不过他的思想仅止于此，没有再
向前发展了。
蔡东藩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洁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扬，
但也不是盲目崇拜。像陆秀夫这样的人，他当然是崇拜的，但对陆在厓山患
难之中，“尚日书大学章句，训导嗣君”，他批了一句：“其行甚迂，其志
可哀！”像方孝孺这种硬汉，他也为之歌咏赞叹，但他对孝孺当军事紧急时
向建文帝的屡次奏语，一则批曰：“此老又出迂谋”；再则批曰：“还是迂
说”；三则批曰：“迂腐极矣”。这可以说他是有自己见解的，不随人短长。
可也有偏激之见，他在《民国演义》中却欣赏张勋，第八十四回的总批中说：
但观民国诸当局之各私其私，尚不若张辫帅之始终如一，其迹可訾，其
心尚堪共谅也。
这虽是有所为而发，究竟不能算是正论。
蔡东藩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虽然承袭了旧史的大汉族主义观点，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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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事求是的地方。他对元朝初年的历史叙述很详，并无多大贬语；对清朝
历史的评论，也有不少地方比较公正。他在《清史演义》第一回中说：
后来武昌发难，各省响应，竟把那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推翻了，二十二
省的江山光复了。自此以后，人人说清朝政治不良，百般辱骂；甚至说他是
犬羊贱种，豺虎心肠。又把那无中生有的事情附会上去，好像清朝的皇帝，
无一非昏淫暴虐；清朝的臣子，无一非卑鄙龌龊，这也未免言过其实哩！……
小子无事时，曾把清朝史事，约略考究，有坏处，也有好处；有淫暴处，也
有仁德处。若照时人所说，连两三年的帝位都保不牢，如何能支撑到二百六
十多年？
像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客观的。他又在第三十回中说：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守成之中，兼寓创业。……自奉勤俭，待民宽
惠。……满族中得此奇人，总要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了！这个对康熙的评
语，更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在全书中反对迷信，对宗教迷信采取否定的态
度，这一点比较突出。但他毕竟是封建思想浓厚的人，他的历史观点有比旧
史学家进步的一面，可是主要面仍是传统的唯心史观。
贯穿在《中国历代演义》中最显著的错误观点，是贬低农民起义。以陈
胜、吴广那样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司马迁曾把陈胜列入世家，比之
于汤武革命；蔡东藩在《前汉演义》第九回总批中却说陈胜、吴广是：
贪富贵，孳孳为利。……起兵于蕲，实则皆为叛乱之首而已。杀将驱卒，
斩木揭竿，乱秦有余，平秦不足。
这些话，充分表示他的地主阶级立场是根深蒂固的。所谓“乱秦有余，
平秦不足”，明明是农民起义推翻暴秦统治以后，胜利的果实被地主阶级的
野心家篡夺了，他却反过来说农民只能破坏社会安宁，不能安定社会秩序，
这是因果倒置。
最严重的问题是关于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认识。《中等新论说文范》有“论
洪杨失败之原因”一文，其中有一段说：
洪杨有革命之思想，而无革命之政术。洪杨皆盗魁，托天父天兄以愚人，
犹是白莲、天理诸教徒之末算耳！堂堂正正之师，彼固未尝耳闻及之也。且
其起事以后，蹂躏十余省，戮杀无算，至今父老犹痛嫉之。这是他在辛亥革
命那一年的思想，他反对洪杨，但总算还承认洪杨“有革命之思想”。到写
《清史演义》六十